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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对外贸易模式转变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摘要：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无疑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最关键因素，而不断的产业结构优化乃是国际竞争力的根本保证。随着我国外贸依存度逐年提高，产业升级与外贸模式的关系更加密切，本文先是分析了当前外贸模式的利弊，给出对外贸易模式转变的几个方向，然后以模式转变为引导，展开产业结构优化的进一步讨论。关键词： 对外贸易 比较优势 产业升级 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没有为国际市场带来真正的和平，而是成为了发达国家追逐利润的场所，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直是发达国家的“大后方”，他们进行贸易的资本几乎只有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中国一直是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相对密集的国家，也没有逃过这种命运。追溯一下中国对外贸易历史，发现中国外贸体制的演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计划经济下的国家统制贸易，中央以指令性计划直接管理少数的专业性贸易公司进行进出口；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到1992年建立全面市场经济体系的开端，这一时期逐步实行市场经济，部分贸易开放；第三阶段是1992至2001年，这时中国劳动力开始大规模流动，加之国际资金和技术开始进军中国市场，“中国制造”在国外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国家开始进行符合国际规范的贸易政策体系改革；第四阶段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至今，这一阶段最明显的特征是中国的贸易政策体系改革已经与国际接轨，并且中国有着市场容量大，与发达国家互补性明显的特征，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良性影响也逐渐增大。 但中国在发挥比较优势和收入总量上升的同时，在有些方面还是事与愿违。首先，中国采取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的目的不仅仅是获取比较优势利益，而是以外资和高技术为先导，逐步从产业链的低端迈入高端，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设计。但是由于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各地都比较重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表现在利用外资方面就是大量的外资投入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资企业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占用我国配额，压缩了国内企业的出口。另外，外资企业还与我国国内企业争夺国内市场。这与我国想利用外资提升产业结构的本意南辕北辙。其次，国内企业和产业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能力较差。比较优势是由一国资源禀赋和交易条件决定的静态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基础，但比较优势只有最终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只有同时发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才能赢得优势。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收入的提高，劳动力成本随之增加，如果不培育竞争意识，提高科技含量，加快产品升级，增强其竞争力，那么原有的竞争优势将会降低甚至变为竞争劣势，原有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不一定会成为出口产业。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我国产业结构技术含量低，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不强。在世界贸易利益的分配中，由于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中国获得的出口利润的份额是很小的。国内出口产业由于缺少利润无法扩大规模、改进技术、提高国际竞争力，这又对国内出口产业结构的升级带来阻力。如果长期靠出口大量低需求弹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国家很容易陷入一种出口与贫困化同步增长的尴尬境地。也就是说，出口不断增长，但出口企业却举步维艰。为了能够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赢得竞争的主动权，在国际贸易市场中分得公平的一杯羹，应当在当前体系下改进与完善现阶段的对外贸易模式。归其原因，我国现有的较为落后的贸易模式，与缺乏积极有效的宏观引导有很大关系。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不能等待生产力的自然成长来实现贸易模式的转变，激烈的国际竞争实际上已经不容我们等待。我们应当主动地来启动和加速贸易模式的转变，以维持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我认为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模式转变：第一，逐步建立效益型进出口贸易模式。要着眼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来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在对外贸易中做到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改善国民福利并重。出口贸易要摆脱单纯考虑外汇收入的倾向，把重心放在对生产资源利用效率的国际比较上，通过出口来增加国民价值总量，让国民享受到更多的物质福利。同样，进口贸易也要克服重生产、轻消费的传统习惯，逐步做到生产和消费并重。从市场经济运行的角度看，进出口贸易只是流通的一个环节，资源配置的优化和国民福利的改善本质上是二位一体的。只有把国民福利当作对外贸易的主要目标之一，才能充分发挥出贸易对经济成长的带动作用，并为外贸本身的成长提供广阔的空间。也只有把改善国民福利作为贸易的基本出发点时，才能形成较合理的商品比价关系和有效的市场调节机制，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促使经营外贸的企业真正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并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起来。第二，以综合型的国际竞争模式为目标。贸易和投资趋向一体化是当代国际经济生活的一大特征。中国商品要进一步走向国际市场，海外投资是一个关键性的立足点，现在是将我国的出口贸易和海外投资两者结合起来的时候了，应当争取在今后十年左右出现重大的突破。这一点需要尽早获得各个方面的共识，同心协力构造未来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另一方面，从市场营销的策略来看，要尽快实现竞争优势多元化和市场的分散化。在继续利用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模式的同时，要花大力气培养壮大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在重视物质商品出口的同时，要大力推动劳务和技术的出口；在充分发挥物质生产要素作用的同时，要竭力形成和利用我们中国的无形资产。对外贸易要真正实现全方位开放，增强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最后是实行中立型的宏观调控模式。贸易模式的转换过程中制度创新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消除实际中仍然存在的对出口的歧视。人民币汇率已经并轨和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将对出口产生有力的刺激作用，要使这种新的制度及早进入良性运转状态，同时深化其他方面的改革。从长远看，我国宜采用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的方针。本文一开始就提到过，作为一个大国，片面倡导出口导向恐不合适，外部条件也难以得到满足。对外贸易实际上的功能相当一个特殊的产业部门，我们对贸易的发展应当采用产业性倾斜政策。除了个别关系到国防等等的场合，应当取消部门或地区在经营外贸业务上的特权或优惠，放开经营、平等竞争，实行按出口实绩进行鼓励的措旅。市场经济的活力来源于竞争，这同样适用于贸易的发展和转型。贸易模式转变对产业结构调整有着积极地指导意义，我们应当看到，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对外贸易政策的转变息息相关，我们应当注重这两者的关系以达到国际贸易市场与国内市场互相促进，共同繁荣的目的。本文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配套。宏、微观经济环境、宽松的创新环境、行之有效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是促进产业升级的保障。美国之所以在发展高新技术方面在世界范围内遥遥领先，得益于里根时期的放松管制和克林顿政府良好的产业政策。例如美国的第一项技术政策是直接写入美国宪法的关于保障发明人权益的促进科学技术的条款。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就采取一系列措施，要求贸易对象国特别是经济技术发展水平接近的日本、欧盟各国开放市场，扩大对美国计算机、移动通信设备等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为了鼓励美国企业出口高新技术产品，美国政府还为出口企业设立低息贷款基金，减免部分税赋，实行出口补贴。第二，遵循比较优势准确定位主导产业是关键。主导产业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所依托的重点产业，这些产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国民经济的“龙头”，并在产业结构中占有较大比重，对整个经济发展和其他产业发展具有强烈的前向拉动或后向推动作用。从近代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世界产业发展史上出现了五个主导产业，依次为：棉纺工业，钢铁工业、铁路修建业。电力、汽车、化工和钢铁工业，汽车、石油、钢铁、耐用消费品工业，信息工业。世界各国的主导产业选择和产业升级过程大多遵循了这个自然历史过程。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功在于它们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能发挥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形成相应的主导产业，而不是脱离自己的比较优势进行赶超；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的提高，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逐渐转向资本密集型，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结构调整不能整齐划一，搞一刀切，对不同地区树立不同的主导产业。主导产业具有多层次性、综合性和序列更替性的特点。具体到我国来说，东部地区人口稠密，经济基础好，资本积累率也比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居领先，过去的产业重点多放在轻工、电子、纺织、制衣等行业，经过一定的积累后，现在东部各省也把发展的眼光放在技术密集程度、知识、资本集中的高附加值产品上，如生物制药、网络通讯和金融等服务产业。由于东部汇集了大量的尖端科技人才，所以，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产业，以保持全国经济增长活力的任务也应由东部首先完成。而西部由于自然条件同东部不同，地广人稀，所以，不适于东部推广的大规模的机械设备制造业，金属冶炼，石油化工、化学等行业这些现阶段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应放在我国西部地区进行。目前我国提出的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的措施，也即将一部分产业转移到西部，以东部的产业发展带动西部的产业发展。第三，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加快发展教育事业，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这一点日本发展进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其完备的教育制度和大批受过教育的科技人才和劳动力。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来临，各国之间的竞争最主要地表现为对人才的竞争，美国之所以树立头号经济、军事强国的地位是因为美国搜集了全世界优秀人才为它服务。人才争夺是产业竞争的焦点。多年来美国之所以能在发展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方面独占鳌头，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能充分利用其他国家信息技术专业人才的智慧和技能为其所用。而我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在劳动力资源上可以说天下无敌，但在质上甚至不能同香港、新加坡等地相比。人口多、人才少，这种因素可以说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因为劳动力是生产力发展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科技因素最终要被消化吸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发挥其作用。从日本的经济发展可以看出，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关键在于基础研究领域理论的发展。所以教育是一国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和原动力，教育是百年大计，是经济腾飞的翅膀，只有教育发展了社会才能进步。第四，以高新技术为主导，加大科技投入。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在科研人员、科技投入和科技活动方面严重不足，技术创新能力低下，技术进步产要依靠引进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因此严重地制约着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历程和步伐。有关研究显示，世界上90%以上的科技投入、科技人员和科技活动都是集中在发达国家，他们每年用于科研的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9%，而许多发展中国家每年用于科研的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发达国家的1/10，而且，分布很不均衡，多集中于少数发达地区。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高技术产业日益成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决定力量，而且也大大缩短了工业化进程。我国应该抓住机遇，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大力推进以制造业信息化为代表的国民经济信息化，以信息化来带动工业化。一方面要因地制宜，根据资源优势和内外部资源信配置条件，确立各地区重点开发和扶植的产业升级与外贸发展战略关系的研究高新技术产业，并以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和升级，创造竞争优势，实现全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参考文献：[1]杨建龙.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状况、趋势和政策取向.经济研究参考，2003[2]何维达，何昌.WTO与中国产业升级.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0[3]李昭华.我国外贸战略新理论述评.经济师，2003

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尤其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这些问题，已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形成原因、带来的影响及解决问题的对策等在理论和对策上作了许多有见地的分析和研究。本文试对此类问题作一较全面的梳理。 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分析 （一）从总体上看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 学术理论界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描述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一是五等分法；二是基尼系数法。五等分法是将所要分析的居民按收入的高低依次排序分成五等份组，用20％的最高收入家庭与20％的最低收入家庭之比的倍数来说明总体收入差距程度。五等分法又称收入不良指数。这种测量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方式，目前在欧美国家中比较流行，我国也常采用。 最高档收入占全部国民财富比重越大，说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均等，反之，收入分配差距越小，收入分配越均等。 根据曾国安的统计来观察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最高收入组、次高收入组、中间收入组、较低收入组和最低收入组居民的收入分别占居民总收入的47％、22％、15％、10％和6％。（注：曾国安：《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现状评价与调节政策选择》，《经济评论》2002年第5期。）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全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20％的高收入者拥有42.5％的国民财富。（注：易锋杰：《“基尼系数”质疑》，《财经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4期。）另据其他部门统计的五等分结果，我国农村中20％的低收入人口与20％的富裕人口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2.9倍扩大到1994年的6.6倍，城镇居民则由1983年的2.3倍扩大到1994年的3倍。如果用城市中20％的高收入户的平均收入与农村中20％的低收入户平均收入相比较，1992年的贫富差距达11倍，1994年达到了13倍。由此可见，我国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以更快的速度拉大。（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我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用基尼系数法来描述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是大多数研究者经常采用的方法。基尼系数是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综合性指标。基尼系数值越小，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小（收入分配越均等）；基尼系数值越大，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均等）。因数据来源或计算方法的差异，学者之间的计算结果也存在着差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0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均在波动中呈现扩大的趋势。1990、1995、1999年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0.23、0.28、0.295；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0.309、0.341、0.336和0.336.就全国总体而言，1990、1995、1999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0.343、0.389和0.397，接近0.4，2000年达到0.417.（注：国家统计局：《从基尼系数看贫富差距》，《中国国情国力》2001年第1期。）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调查，包括各种集体福利和非正常收入的差距在内，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45.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我国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3扩大到1988年的0.38，2003年已扩大至0.458，有的地区已经达到0.467.（注：李培林、朱庆芳等：《中国小康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世界银行2003年《中国经济报告：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指出，如果中国任由当前城乡差距和省际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差距继续不断扩大，到2020年基尼系数将会上升到0.474.还有学者认为，0.45的基尼系数，仍可能低估了实际的收入差距水平。因为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往往被高估，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则通常会被低估。农民家庭有相当一部分收入必须用于来年的生产性投入，真正可供消费的收入实际上更低；城市高收入群体的住房等非货币福利收入所占比重仍然较大，且没有被统计到个人收入之内。（注：董建文：《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与对策》，《华东经济管理》2001年第6期。） 综合以上观点，对全国基尼系数的判断，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不同的估计：低估计为0.4左右；中估计为0.45左右；高估计为0.5左右。虽然存在着差异，但结果差别不是很大。之所以出现不同的估计，在于计算范围的不同：第一种估计主要考虑货币收入，较少考虑实物收入，特别是补贴收入；第二种估计较多考虑了实物收入；第三种估计不仅考虑了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也考虑了非法收入和非正常收入。其实，无论是用基尼系数还是用五等分法来衡量，都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居民整体的贫富差距尚属比较合理，但近几年我国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如果任由当前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未来几年里将会急剧扩大。 （二）从分类上看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基尼系数拉大的问题，主要是由城乡差距拉大引起的。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值得警惕。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由缩小到扩大”的变化过程，近年来扩大速率加快。城乡居民的收入之比1996年为2.51∶1；1997年为2.47∶1；1998年为2.51∶1；1999年2.65∶1；2000年为2.79∶1.200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90∶1，2002年更是上升到3.11∶1.（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我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近几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一倍多，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3.4％，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8％，2002年的城乡收入比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目前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28页。） 其实，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这一结论，即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实际上，这乐观的统计结果和人们在实际中的感受并不一样，很难让人信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在最近完成的调查报告中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一个先上升后扩大的过程。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个人收入概念计算，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200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三倍。但这个结论，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等等）考虑进去，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2.地区居民收入差距 我国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特别反映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差距的扩大上。2000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5.39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6.07倍。（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我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从分省的情况看，2003年上半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000元的省份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分别是上海市（7416元）、北京市（7040元）、浙江省（6945元）、广东省（6499元）和福建省（5257元）。 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看，中部地区达9.9％，超过了东部地区的9.4，而西部地区只增长了6.1％，其增幅远远落后于全国9.0％的平均速度。（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28页。）从地区收入差距贡献率来看，目前，我国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贡献率已从7.5％提升为8.7％，表明了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来看，西部地区高达58.3％，东部地区为37％。越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加明显。（注：2004年02月25日，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news.com.cn.） 二、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现状的评价之争 学界普遍承认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事实，但是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程度是否已超过警戒线，是否导致两极分化有着不同的见解，对用基尼系数作评判居民收入差距的标准存在不同的见解。 （一）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临近警戒线，是否已进入两极分化状态？ 国际上衡量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主要是基尼系数。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为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大于0.6为高度不平均，国际上通常用0.4作为警戒线。由于基尼系数给出了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和普遍采用。 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0.45甚至更高的基尼系数，表明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过大，已超过“比较合理”的范围，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如不能及时正确地对待这一问题，就可能产生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进而可能出现“失望阶层”，使他们走上懒惰、犯罪的下坡路。这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注：董建文：《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与对策》，《华东经济管理》2001年第6期。） 也有人提出，国家在不同的时期，收入差距的“警戒线”是不同的，不存在绝对的分界线。所谓“国际标准”并不是严格的标准，只能作为各国判别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参考。所以，居民收入差距并不存在固定的警戒线。同时，经验事实也没有提供0.4的基尼系数值作为居民收入分配的警戒线的充分证据。而且要确定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绝对不可逾越的数量界限是很困难的，因为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处在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宗教背景，处在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不同阶段，处在不同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相同程度的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所造成的影响并不相同。（注：曾国安：《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几个问题的思考》，《当代财经》2002年第6期。）因此，基尼系数“的指标，只能是有弹性的参考指标，而不是绝对指标。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在总体上，并没有超出社会成员的心理和经济承受的承界线，是比较”适度“的。（注：冯招容：《”基尼系数“评判指标之我见》，《理论前沿》2002年第2期。）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均质性很低的社会，客观上容许有较高的基尼系数，不必机械地、死死地守住0.4这条线。但突破这条线后，究竟放松到什么程度比较合适，需认真研究。（注：赵人伟：《关于收入分配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经贸导刊》2003年第22期。） 那么，当前的收入差距是否存在两极分化呢？对这一点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认识。 一些人认为，如今人们常常谈到的一些储蓄、消费等方面的两极化现象等等，都反映了当前社会贫富分化的严峻现实。（注：秦晖：《关于基尼系数与社会分化问题与张曙光先生商榷》，《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5期。）另有学者认为，中国居民的正常收入的差别虽然持续扩大，但仍然大致适当，没有发生两极分化，无论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都不存在。不同的认识主要缘于两种观点考察的范围和口径及使用的数据资料不同。认为近期居民收入差别程度大致适当者，考察的主要是居民正常收入的差别程度；认为已经发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的观点往往涉及到若干非法非正常收入及其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不过，居民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已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确实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二）用基尼系数指标作为评判居民收入差距的标准是否科学？ 目前大多数学者考察我国居民收入的差距，都以“基尼系数”指标为依据，也有学者对基尼系数提出异议。那么，基尼系数是否科学？是否能准确反映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呢？ 有学者坚持认为，我国是二元经济社会，城乡之间的收入有较大差别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只能分别计算城市或乡村的基尼系数，而不能合起来计算全国的基尼系数。不然，就会夸大我国的收入差距。（注：赵人伟：《对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若干思考》，《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9期。（19）海兵：《基尼系数批判》，《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3期。） 也有学者认为，“基尼系数”只是反映收入均等程度的指标，它没有也不可能综合反映我国不同时期的经济水平、社会制度、社会承受力的基本状况。仅以“基尼系数”为评判依据，影响评判的全面性与客观性。（注：冯招容：《“基尼系数”评判指标之我见》，《理论前沿》2002年第2期。）更有学者提出，基尼系数反映的是收入分布的“均匀”程度，或差异（差距）程度，而不是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或“公正”程度。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布不均是正常的，所以，不应该用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即使能够使用，现阶段我国也并不具备使用的条件。因为，用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分布的均匀程度，甚至用它反映公平程度，必须有一个重要前提：收入必须是指全部实际收入，必须是真实统计。以我国目前的情况，可以说基本上无法满足这一条件。（注：海兵：《基尼系数批判》，《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3期。） （三）究竟可用什么指标来衡量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 有学者认为，基尼系数指标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在全世界得到广泛重视和普遍采用，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我国也可以用。不过可以根据我国的国情，修正0.4的基尼系数监控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标准。从我国的客观实际出发，在单独衡量农村居民内部或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各自的基尼系数警戒线定为0.4；而在衡量全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警戒线上限定为0.5，实际工作中按0.45操作。（注：吴得民：《基尼系数理论及其实证分析》，《经济体制改革》2002年第4期。）有学者不认同上述观点，提出，虽然用基尼系数来反映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状况是可取的，但在我国基尼系数值非常混乱，对同一研究对象，不同的研究机构、不同的研究者得出的基尼系数大不一样。并且在国际比较中，如果不排除不可比因素而进行直接比较，就不可能得出确切的结论。我们不必拘泥于基尼系数来根据“国情”修改“警戒线”，而应当根据当前的实际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来提出我们的底线标准。（注：董全瑞：《简论贫富差距合理与否——怎样看基尼系数说明的贫富差距》，《长白学刊》2002年第1期。）有学者提出，国际上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很少采用单个指标。因为单个指标的分析很难全面地反映收入差距状况，并且单个指标存在的缺陷也影响到其反映的收入差距状况的准确性。可以通过采取不同类型收入差距分析方法、离差分析方法和分层收入差距分析方法等来尽量对分配状况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注：牛飞亮：《近20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总体状况》，《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7期。）为了客观公正地分析评判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综合以上各家之言，可考虑将基尼系数作为一个单项的基本参考指标，同时设置一套综合指标体系作为评判收入分配差距的综合指标。这套指标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指标、经济体制改革指标、社会可持续发展指标、社会安全与保障指标和社会稳定指标等几大类。不过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加大力度使统计资料尽可能贴近现实，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进一步探索研究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工具如何创新。 三、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深层原因 关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原因，学界从历史沿革、经济结构、政策因素、制度因素等多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虽然认识程度不一，表述不一，但基本上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历史沿革、资源禀赋及发展阶段的影响。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特征非常明显。新中国成立后，城乡不同的发展政策以及城乡居民的不平等待遇，如“剪刀差”、“户籍制度”等的实施，加重了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另外，我国国土面积较大，由于各地区位置、自然资源条件等差别很大，造成我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明显地呈现出东、中、西阶梯式发展的格局。加上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由东向西的经济梯次推进和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客观上拉大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这是导致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呈现出地区差别的直接原因。（注：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财政研究》2003年第7期。）此外，从一二三产业的发展规律来看，个人收入差距拉大与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我国经济正处于由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过程中，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也会带来个人之间、行业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注：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财政研究》2003年第7期。） （二）经济体制改革及体制变迁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竞争的结果导致不同劳动者或生产要素拥有者之间的收入差别。（注：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财政研究》2003年第7期。）此外，在改革和体制变迁过程中，一方面，由于我国采取了渐进改革的方式，在体制转轨中出现了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再加上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使得经济改革或体制变迁中发生了许多无序的问题，集中到寻租和设租行为、内部人控制、垄断、腐败等方面，成为形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注：赵人伟：《转型期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转轨期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单位的市场化程度有差异，形成相应的收入差距也是必然的。（注：邢成、韩丽娜：《财政税收杠杆对我国基尼系数的主要影响》，《现代财经》2001年第9期。） （三）原有体制的政策惯性及部分宏观政策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相当程度上同原有体制下的“政策惯性”有着密切的联系。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是原有体制下的一种政策产物。农产品的低价收购政策、限制农民进城政策、对农民的税收政策、对农民的税外负担政策、对城市居民的福利补贴政策，都是原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以来，这些政策有所松动和改变，但离根本性改变尚有距离。（注：赵人伟：《转型期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施的一些宏观政策也拉大了收入差距：一是城市化方向明显走偏，它不是将增加就业和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作为主要目标，而是将大量资金、土地等资源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方面，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二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给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带来的机会不平等。依靠国债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对大中城市关注过多，对小城镇和农村关注不够。三是金融政策安排不当。“嫌贫爱富”的金融政策向城市偏斜，使农民贷款无门，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发展机会和增收空间。（注：马晓河：《宏观政策偏差拉大收入差距》，《经济参考报》2003年12月24日。） （四）制度的缺陷及政策制度不到位因素的影响。由于我国所进行的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的全面改革，一些制度的缺位不可避免。目前，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新旧体制并存、体制缺位、体制错位、体制虚设、法律政策缺位、法律政策本身的规制力度不够、政策规定有不周延的空隙、法律法规贯彻落实不力或受到干扰等。正是这些体制和政策的缺陷为寻租活动设置了大量租金。应当说在体制转轨期间制度缺陷的存在是很难避免的，因而在我国近期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大量滋生是有其制度根源的。加上管理的疏漏和一些现行政策法规的不完善、不配套，非法收入与财产转移、灰色收入与灰色财产转移由此大量出现，特别是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严重腐败问题以及利用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投机欺诈等各种非法手段获取高额收入的现象，造成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30页。） （五）社会保障乏力、教育机会不均等因素的影响。社会保障的功能在于它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方面的运作，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然而，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面太窄，只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部分大型集体所有制职工享受，而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的中方员工却很少享受。这种在享受社会保险方面的不均等性，使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注：何莉：《库兹涅茨倒U 假说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国外财经》2001年第4期。）此外，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也是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一项重要因素。现实社会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未受过教育或受过很少教育的成员。我国目前教育投资明显不足，特别是农村地区、西部地区，由于本身收入水平不高，因此用于教育方面的投资不多，而教育投资的不足又会进一步加剧城乡之间以及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注：何莉：《库兹涅茨倒U 假说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国外财经》2001年第4期。） 四、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动趋势 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分析，牵涉到库兹涅茨的“倒U 型”假说理论的争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1955年一篇经典论文中指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演变趋势为“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极为快速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不平等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不平等缩小”。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长期阶段，个人收入分配不均的变动，是沿着一种“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 型轨迹进行的。这种“先恶化后改善”的整个过程大约需要50——100年时间。这就是著名的“库兹涅茨假说”（Kuznets hypothesis）。库兹涅茨的“倒U 型假说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学者们持不同意见。 从文献考查看来，大多数的横向国别研究支持倒U 假设：时序资料分别证明了在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差别扩大，而在发达国家收入差别下降的现实：微观分解资料也并不否认倒U 假设的成立。不过，我国这样一个处于转轨经济的国家，其收入差别的变动趋势是否符合库兹涅茨倒U 假设有待进一步验证。有学者认为，库兹涅茨效应具有普遍性。当然，各国库兹涅茨效应也会因其不同的历史、文化、体制等原因有不同的表现，如初期增长的时间长短可能不一致，收入分布差距的上限和下限也可能不相同。（注：刘萌芽：《对库兹捏茨效应及其成因的思考一兼谈我国当前分配政策的取向》，《衡阳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因此，库兹涅茨假说在中国存在，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扩大主要是由经济不平衡发展引起的。（注：郭熙保：《从发展经济学观点看待库兹涅茨假说—兼论中国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原因》，《管理世界》2002年第3期。）也有学者利用省份横截面数据对库茨涅兹“倒U 型”假说进行经验验证，从经验分析中得出库兹涅茨假说在中国不成立的结论，但认为，对于“倒U 型”假说，要持较为谨慎的态度，中国现在的数据不支持并不意味着将来的数据也不支持库茨涅兹“倒U 型”假说。（注：李实：《对收入分配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进一步说明——对陈宗胜教授评论的答复》，《经济研究》2000年第7期。）也有学者认为，虽然横截面的经验研究有其价值，但以横截面的经验研究来否定倒U 形变化的结论在方法上是有问题的。判定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是否呈倒U 形变化应该依据的是历史序列分析。（注：曾国安：《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几个问题的思考》，《当代财经》2002年第6期。） 总的来说，学者们比较认同我国收入差距的变动轨迹与经济改革的进程相关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的过渡的长期过程中，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先恶化”、后改善的变动趋势是不可避免的。我国目前正处于从起步阶段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的前期，随着改革的深化、市场的完善、法律体系的健全，部分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将会得到纠正或缩小。因此，库兹涅茨“倒U 型假说”对我国的收入分配变动研究仍有借鉴意义。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正处在倒U 型曲线的前半部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还会加大。我们应坚持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促进居民收入的变动及早走向倒U 的后半段，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五、关于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一）发展经济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 （二）加强法治建设是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保障。 （三）必须注意实行正确的政策选择。 （四）发展教育、普及教育，使教育机会均等。 （五）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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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状况与特征 1.1 2001年整体经济运行状况 过去的一年，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和贸易明显减速。从全球范围来看，估计2001年世界经济增长率约为1.5％，远低于2000年4.7％的水平，美国2001年的经济增长率仅为1.1％；日本2001年经济的下滑幅度将为0.9％；欧盟2001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为1.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数据）。与世界经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经济在国内需求强劲扩张的推动下，依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据权威部门的初步预计，200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9万亿元大关，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9.5%，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10%以上。可以认为，2001年作为“十五”计划的第一年，其各项主要指标已基本完成，国民经济整体上实现了“十五”计划的良好开局。 2001年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总体质量明显提高。前三个季度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相关,行情)达到119.2点，比2000年提高4.4点；全年实现利润达到或略高于去年的4300亿元，前三个季度财政收入实现242%的增长率，高于名义GDP的增长幅度，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与涉外企业所得税的增长速度均在50%以上。 2001年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若干亮点。亮点之一是多年亏损的煤炭行业实现全行业扭亏为盈。在国家重点监控的14个重点行业中，2000年只有煤炭和军工行业没有实现扭亏。今年19月份，煤炭全行业实现利润17.2亿元，同比减亏增盈23.4亿元。房地产投资与消费的迅猛增长是2001年我国经济运行中第二个引人注目的亮点。受世界经济环境变化和国内投资环境的改善导致资本净流入的大幅度增长是第三个亮点。第四个亮点是西大开发的综合效应开始显现，对基本建设投资、最终消费和国际资本流入的增长均产生积极的正面效应。最后证券市场的制度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为我国经济运行抹上浓彩的一笔。2001年通过一系列对市场主体行为的规范与监管以及市场运行规则的变化从整体上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开放与国际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 2001年经济运行基本特征 之一财政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消费需求贡献度下降 2001年我国实现GDP7%的增长主要归功于积极财政政策作用下的政府投资，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的增长上。由财政资金支持的基本建设投资在前十一个月的增长率为10.4%，比上年同期提高2.4个百分点，而且政府通过国债资金对技术改造的支持力度加大，导致前十一个月的更新改造投资增长203%，比上年同期提高31个百分点。 2001年我国消费需求基本上是平稳增长的态势，预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左右，与2000年基本持平，但是与去年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影响而言，2001年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下降。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中国消费者信心监测报告》显示，2001年12月份，综合描述消费者对当前经济状况满意程度和对未来经济走向预期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在经历了4个月的下挫之后，再次呈现攀升势头，从11月份的96.9点回升至97.1点。这说明，尽管世界经济前景扑塑迷离，消费者仍然对中国经济的走向保有信心。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回升，首先应归功于消费者即期收入的增长以及消费者对未来收入的预期，牵引消费者信心指数回升的第二个因素是总体经济的表现，牵引消费者信心指数回升的第三个因素是物价及消费环境的变化。 之二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加大速度加快 2001年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效表现在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是，重点行业全部盈利，长线产业（煤炭）成功扭亏，垄断行业破冰在即，新兴行业引领大势。 结构调整优化的第一个表现是2001年全国14个重点行业实现全行业盈利，尤其是长期亏损的煤炭行业终于扭亏为盈。结构调整优化的第二个表现是企业技术改造投资项目对内需的拉动明显。110月份，国有及其他工业企业完成更新改造投资3160亿元，同比增长24.1%。在880个国债技改项目中，已经开工604个，到年底将有290个左右项目建成投产。这批项目的建成，预计可实现新增利润158亿元，新增税金88亿元，出口创汇17.5亿美元。结构调整优化的第三个表现是，新兴的高新技术产业增长快于其他行业的增长，这些新兴行业包括移动通讯设备、电子计算机、程控交换机和光通讯设备行业，其中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1-10月份销售收入增长率达到20.5%，居各行业之首，比全部工业高出8个百分点。结 构优化的第四个表现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开始有所转变。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全面实施在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下，投资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投资增长速度远高于东部发达地区和中部地区。结构优化的第五个表现是，一些垄断行业包括民航业和电信业，在进行大规模的业内重组的同时，打破垄断鼓励竞争的政策方案相继推出。 之三资本净流入替代出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2000年我国出口出现27.8%超常增长，因此，今年的出口是在去年基数很高的基础上起步的。今年出口增速逐季下降其中有正常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美国经济减速，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美国的经济规模和进出口贸易均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左右，美国经济发展的减缓，导致国际市场需求进一步萎缩。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40%以上，外贸出口的下降，不但影响着我国的经济增长，而且对于就业、税收等也产生不利的影响。尽管从年中开始，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出口的措施,延缓了出口下滑的速度，但是预计今年出口能保持4%左右的增长速度已是难能可贵。 2001年利用外资的意外增长是世界经济发展放缓给我国带来的仅有的外部拉动因素。国际资本内流甚至可能接近500亿美元，成为2001年我国经济增长的新“三驾马车”之一。2001年在外部投资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我国推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改善投资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和新的优惠政策，尤其是《中外合资企业经营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经营法》的修订，使我国今年在利用外资方面扭转了自99年开始出现的增长率减缓的态势，2001年合同外商直接投资增长速度达到45%以上，实际外资直接投资增长速度达到20%以上。 2经济增长预测 2.1经济增长的引擎 2001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强劲的政府投资，其中主要归功于房地产投资与更新改造投资的大幅增长，其二是外资增长对2001年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加大，而出口和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下降。展望2002年的投资、出口、消费和资本净流入，我们基本的观点是，由政府投资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和资本净流入仍将左右着明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依然较小，出口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继续趋弱。 由于预期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2002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可能保持平稳增长，估计其增长幅度将在11%-13%之间，略低于2001年。其中房地产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高速增长的态势将继续保持，估计其投资增幅分别在20%和18%左右，基本建设投资增幅度相对较低，大约仍在8%左右的水平徘徊。 2002年将是我国利用外资的最佳时机，有利的因素远远多于不利因素。其有利的因素主要表现在：1）2002年的国际经济环境不容乐观，甚至更加严峻。最乐观的预期是美国经济最快在2002年下半年才可能开始出现恢复性增长，因此中国将成为国际资本的避风良港”。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健也鼓励了境外投资者的信心，据美国全球商业政策委员会2001年4月的调查，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的信心指数为1．69，居世界第二位，是世界上最具投资吸引力的地区之一。2）2001年我国成功加入WTO将对2002年的引进外资产生巨大的推动。3）为了有效利用国际资本参与西部大开发，国家推出了吸引外商投资的10大优惠政策，并把“西气东输”等重要工程向外资全面开放。预计2002年我国的资本净流入将在2001年大幅增长的基础保持强劲增长的态势。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我国GDP增长率平均增加0.3-0.4个百分点（张昌彩），资本净流入将继续成为2002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之一。 2002年的出口由于国际环境未有改善和国内政策调整的空间有限，因此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呈持续下滑态势。在2000年度，我国出口增长了27．8％，但这样的强劲增长显然在2001年急剧失速，出口增长放缓已是不争的事实，预计出口在2002年的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将继续呈下降的态势。 2002年的消费预期将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增长水平，一般的预测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9.5%-10%，略低于2001年的增长水平或基本持平，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预期会继续下降。但是由于最终消费在我国GDP构成中的比例高达61.3%，因此其对经济增长的意义仍然不可低估。 2.2 2002年经济增长速度预测 权威的IMF对中国2002年的经济增长持有乐观的预期，据其估计，2002年即使全球经济成长放缓，中国今明两年经济仍将强劲成长，预估2001年将达到7.5%的增长率，2002年预估为7.1%。IMF预估中国将不会像亚洲其他各国受到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因为高科技产品出口仅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小部份，远低于亚洲其他新兴国家。其他机构对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最乐观的预测是增长7.7%，最悲观的预测为6.5%。下面是全球权威机构对中国2002年经济增长的预测数据： ●野村综合研究所：2002年中国GDP增长7.7% ●所罗门美邦：2002年中国GDP增长7.6% ●OECD：2002年中国GDP增长7.2% ●IMF：2002年中国GDP增长7.1% ●亚洲开发银行：2002年中国GDP增长7.0% ●摩根士丹利：2002年中国GDP增长7.0% ●世界银行：2002年中国GDP增长6.5%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对2002年GDP增长的预测结果是，依2002年国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同力度，存在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在继续保持增发国债规模（1500亿元）和货币政策不保持稳定的情况下，GDP将实现7%的增长；第二种可能性是将国债发行规模提高到1800亿元，同时要求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长不再持续下滑，GDP将实现7.5%的增长；第三种可能性是长期建设债券发行规模达到2000亿元同时货币政策开始松动，M1增长14.5%，GDP的增长速度将达到8%。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预测结果是，在保持扩大内需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和必要力度的条件下，我国经济仍能达到7%左右的增长率，如果世界经济形势较快转入复苏，又能把入世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经济增长率也可望达到2001年的水平。反之，经济增长率则可能略低于2001年。 在综合分析2002年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多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的基础上，考虑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我们估计2002年GDP的增长有望维持在2001年的水平，围绕7%的增长率水平其上下波动的幅度估计不会超过0.5个百分点，而向下波动的可能性大于向上波动。 2.3 2002年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 1）由于美国经济复苏和世界经济前景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国际投资环境的持续恶化对我国吸引外资将十分有利。 2）我国仍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环境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从国家宏观政策的取向上看，2002年将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平稳增长。 3）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有利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目前，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国家制定的西部大开发的具体优惠政策正在逐渐落实。结合国家的“十五”计划，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工程如“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等特大型工程项目已经启动。同时，西部地区也出台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吸引内外资的优惠政策，这将有利于促进西部地区投资的增长。 4）最终消费的平稳增长将为2002年的经济增长提供内需的基础。国家调整居民收入政策有利于扩大居民的消费，农村费改税和减负力度的加大、增加扶贫和转移支付的财政支出将有望提高农民的收入；对行政事业单位实行提高基本工资的办法来增加收入，全国各省市建立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等政策措施都将对2002年的最终消费产生正面影响。同时2001年国家出台的一系列税收政策和价格政策其效应将在2002年显现出来。另外最近几年逐步形成的部分消费亮点如假日经济和住宅消费等，将在2002年继续成为带动消费的积极力量。 2.4 2002年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 1）世界经济持续下滑，对我国的出口贸易将产生不利影响。由于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去年接近23.1%，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活动与国际市场有关，因此全球经济的衰退与不稳定将使2002年我国的出口贸易形势显得异常严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1月中所作的预测显示，2001年全球经济的增速仅为2.4%，而联合国10月10日发表的一份报告则认为，2001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只有1.4%。全球经济2002年的前景将主要取决于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西方各主要经济体，特别是美国经济的运行情况。从目前来看，美国经济衰退出现放缓迹象。由于经济衰退程度尚属温和，美国连续11次降低利率也将逐步对经济产生刺激作用，美国经济明年年中前后开始复苏的可能性较大。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世界石油价格下跌、美国消费开支回升、企业库存调整以及阿富汗战事得手等有利因素，将使美国经济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开始反弹。在美国经济遭遇经济衰退的同时，全球几乎所有地区的经济出现了20年来最严重的同步下滑。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今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1%，明年将下降到0.7%。今年欧盟经济增长率为1.7%，明年放慢到1.3%。日本经济今年将下滑0.4%，明年将再下滑1%。 世界银行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谨慎乐观。尽管其预期全球经济将在2002年将开始复苏，其中发展(相关,行情)中国家的增长率预计将从2001年的2.9%增加至2002年的3.7%，随着美国联储一再降息和推出财政刺激措施，美国消费者支出将会恢复，与此同时欧盟的降息和石油价格的下降，世界经济在2002年将以1.6%的速度增长，但是世界银行对全球经济的复苏预期显然缺乏信心，其认为在全球经济运行态势不稳的情况下，任何意外的冲击影响均会被放大，并有可能将世界经济推向衰退。 2）制约民间投资回升的体制性障碍未得到有效的解决。2001年政府在启动民间投资方面推出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是收效并不显著，2001年前三个季度集体投资与个体投资的增幅落后于国有经济，远远低于其他经济类型的投资尤其是股份制经济的投资增幅。2002年影响民间投资的几个主要的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尚存疑虑。其一是投资的体制与机制问题，包括特殊行业的进入壁垒、融资机制、税收制度等。其二是经济结构失衡带来投资环境不利的问题。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失衡、消费品投资结构失衡和投资品的投资结构失衡从长期看对民间投资形成制约。 3）2002年将可能重新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通货紧缩是近年来一直困扰着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在经历了2000年和2001年上半年的通货紧缩缓解之后，自2001年第四季度开始，各类价格指数走势再次全面走低，作为反映通货膨胀先行指标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在2001年5、6月份由正变负，预示着2002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可能再次受到通货紧缩的负面影响。 4）其他将对2002年的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的因素包括：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下岗失业压力有增无减，影响居民的收入预期与消费信心，目前正在开展的事业单位改革和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使下岗分流问题更趋突出；社会风气不良、腐败现象普遍严重影响到正常的经济运行，带来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2002年经济增长；企业发展的内在活力和创新能力不足，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微观基础尚不健全。 2.5 2002年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因素 2002年至少存在着下列的不确定因素影响着我国的经济增长：一是世界经济的下滑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双重的。对我国的出口将产生消极影响的同时却可能加快我国的资本净流入。二是入世后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将会为符合WTO规则而进行调整，由于政策调整尚待时日，因此这种可能的政策调整会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何种性质的影响目前难以判断。三是我国入世后各贸易成员国与我国的贸易往来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从长期来看是有利的，但是就短期而言，入世的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都存在，判断那种效应更大存在着较大的困难。四是市场化进程加速，2002年各要素市场是否完全走出传统经济的模式，资源配置是否真正能够市场化尚难预料。 3宏观经济政策 3.1就财政政策而言，积极的财政政策在2001年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效显著，其对2002年的经济增长仍然是最重要的驱动力，尽管其影响力有减弱的趋势。同时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结构性调整的必要性开始凸现出来。 始于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我国在特殊的时期采取的一项特殊政策，是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反周期调节的一种尝试。实践表明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了巩固前三年的政策效果，保持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和健康的发展，2001年我国政府继续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2001年的主要政策内容包括：增发1000亿元建设国债，用于弥补前期基础设施在建项目后续资金不足，一般不开工新项目；发行500亿元特种国债，以支持西部开发，主要用于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南水北调、生态建设等一些重大基础设建设；继续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离休人员的养老金。 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我国持续保持GDP达到7%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与此同时，积极的财政政策开始受到批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一种短期的政策被长期化，以增发国债为主的政策其积极效应开始减弱。据有关人士测算（张昌彩），1998年下半年发行建设国债1000亿，拉动当年GDP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发行建设国债1100亿，拉动当年GDP增长2个百分点；2000年发行建设国债1500亿，仅拉动当年GDP增长1.7个百分点。其二，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的的税收政策开始对非政府投资和消费需求产生负面影响。近年来我国的财政税收增长大幅度超过GDP的增长，2002年元至九月份的财政收入达到11872.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4.2%，高于GDP的三倍多。这种财政税收的超常规增长在反经济周期的政策中有其合理性，但是由此给企业尤其是非国有经济和农民带来沉重的税收负担，其结果是直接导致民间投资和农村消费的减少。 因此，2002年是否需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理论界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我们的观点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进行结构性的调整但是不宜取消。2002年我国经济面临的国际经济形势将不容乐观导致我国的出口形势依然严峻，投资与消费的增长也存在多种因素的制约，依靠出口、民间投资和最终消费均难以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尤其是2001年我国经济增长前高后低的走势表明，积极的财政政策对2002年实现7%以上的GDP增长仍然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因此不宜取消。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结构性的调整主要应当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在继续维持较高的长期建设国债总规模（1000亿-1500亿）的前提下，调整建设国债的投资方向，适当减少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在保证在建项目和必要的新基础设施项目资金需求的同时，加大企业技术改造项目的投资力度，对制度性的改革尤其是社会保障制度、中小科技性企业的投融资体制改革提供的资金支持。其二，调整和完善现行的税收制度，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范围，切实减轻农民的税收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和刺激农村消费的增长；继续推进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型，统一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所得税，调动企业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 3.2就金融政策而言，加强监管、防范风险和制度建设是我国2001年金融政策的主要基调，其中证券市场的制度建设和消费信贷政策是今年金融政策的亮点。2002年金融政策的重点应当放在改革银行体制疏通货币传导机制、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和谨慎制定国有股减持与流通政策等三个方面。 2001年我国货币政策继续贯彻扩大内需为主的方针，在保持稳健的同时具有相对的灵活性，表现在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了货币供应量的适度增长。但是总体表现稳健有余而发力不足，对2001年的经济增长的作用不甚理想。利率政策方面，人民银行调高再贴现利率，从2.16%提高到2.97%，外币存款利率自2000年以来连续9次调低，今年元至八月份先后7次调整外币利率，一年期美圆存款利率由5%下调至2%，比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低0.25个百分点，利率政策的另外一个重要表现是公开市场操作招标利率已经成为货币市场交易主体的主要参考指标，对市场利率的走势起着重要的作用。信贷政策方面的突出表现是加大消费信贷的支持力度，使2001年的消费信贷获得迅猛发展，截止八月底的消费信贷余额达到6115亿元，累计增加188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583亿元。 有必要对2001年的货币政策的得失进行反思与调整。在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完成的情况下，金融监管超前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过分强调金融风险，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灵，货币供应量严重不足，不能适应当前的经济增长需要。2002年的货币政策至少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挑战，首先，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缺乏配合。通货紧缩压力犹存，导致实际利率过高，严重抑制了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使政府投资对社会资金的带动力与影响力受到限制。从资金供求的角度看，2001年存贷差进一步扩大，各层次货币供应量增速减缓，特别是M0和MI增速均较上年同期有较大下降。2001年10月，M0增长66%，比上年同期低33个百分点，M1增长率为123%，比上年同期低37个百分点，两相指标均未达到年初设定的目标值。第二，从2001年9、10月份开始，银行放贷困难，货币供应量下降。11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11万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仅增长10.9％；1至9月份货币流动性比率(M1／M2)为37.2％，比年初有所降低，表明货币的流动性在减弱。由于人民币的低利率政策已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2002年降息政策的操作空间很小，降息的意义不大，甚至可能导致利率陷入“流动性陷阱”。 我们认为，2002年的货币政策的重点应当是继续推进商业银行体制改革、推进利率市场化以发挥其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建议适度放松金融监管，积极疏通货币传导机制。由于银行体制改革关系到货币传导机制是否正常发挥作用，因此需要通过银行内部体制改革和运行机制再造，解决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和多存少贷的问题。在利率政策方面，2002年在贷款利率下调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应大幅度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实际利率，为社会民间投资的启动和增长创造条件。 与货币政策的表现平平相比，2001年金融政策反映在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方面成效卓著。2001年证券市场相继推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政策措施，包括对境内投资者开放B股市场，使B股市场再次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场所和恢复其筹集资本的功能；实施新股发行由审批制向核准制的转变，使证券市场由一个具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的市场向市场化方向迈出了具有革命性的步伐；而相继实施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开放式基金的推出、加强对市场主体行为的监管与打击力度以及实行国有股减持政策等，对证券市场从微观制度到市场规则进行全方位的改造，从而为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奠定基础。 2002年证券市场的政策将在以监管与规范为主基调的前提下，维护市场的稳定将受到重视，其中，国有股减持与流通政策将对2002年的证券市场产生广泛与深远的影响，我们对此保持谨慎乐观。 主要参考文献 1.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坚持扩大内需方针积极迎接入世挑战2001年宏观经济运行回顾与2002年展望宏观经济研究2002/1 2.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扩大内需、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力保2002年我国国民经济平稳增长2002中国经济展望中国计划出版社 3.李晓西：今年投资需求增长可弥补外需下降对GDP增长率的影响经济研究资料2001/11 4.张昌彩：2001年宏观经济政策效应分析及今后政策建议宏观经济研究2001/12 5.蒋万进：2001年货币政策及2002年展望2002中国经济展望 中国计划出版社 6.李泊溪：2002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经济研究参考2002/5 7.钟伟：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新三驱马车”中国信息报2001/7/23

　　我国经济运行出现的新特征、新问题和新趋势　　【作者中文名】 金三林;　　【作者单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文献出处】 经济研究参考, Review of Economic Research,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若干特征　　【作者中文名】 马晓红;　　【作者单位】 中共青海省委党校 青海西宁;　　【文献出处】 攀登, Ascent,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2期　　【关键词】 现阶段; 经济社会发展; 特征;　　【摘要】 认识社会发展阶段及特征,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本文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为视角,聚焦分析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几个重要特征,探其利弊影响,旨在理性认识我国现阶段的国情,积极做好相关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　　我国经济运行出现的新特征新问题和新趋势　　【作者中文名】 金三林;　　【作者单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文献出处】 现代乡镇, Modern Village, 编辑部邮箱 2006年 Z1期　　准确认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阶段的特征　　推荐 下载阅读CAJ格式全文 下载阅读PDF格式全文　　【作者中文名】 徐贵相;　　【作者单位】 中宣部理论局;　　【文献出处】 共产党员, , 编辑部邮箱 2005年 10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中国期刊方阵 CJFD收录刊　　【摘要】 <正>当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随着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不断完善,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结构调整加速,随着我国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社会结构的变革加快,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重要的阶段性特征。深人研究和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不断提高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我国经济运行出现的新特征新问题和新趋势　　下载阅读CAJ格式全文 下载阅读PDF格式全文　　【作者中文名】 金三林;　　【报纸中文名】 中国经济时报, 2006/11/13　　1、经济结构方面，低水平平面扩张被结构高度化所代替，投资和重工业将保持快速增长。以往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能力在较低技术层面，以外延为主的扩张支持，工业结构的高度化不足。新一轮经济较快增长，主要依靠电子通讯、汽车、住房等产业拉动，由于这些产业的生产技术大多比较复杂，产业的前向和后向关联链条较长，因此对生产技术的提高有较大推动，对各产业的影响度系数较高，从而会加快工业结构高度化的速度。在加入国际分工的背景下，这也是中国加工制造业整体升级的过程。这会使生产过程变得更加”迂回”，中间需求扩大，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份额会有所提高；也会使产业的装备水平提高，资金技术密集度提高。从而会使重工业的比重和投资率提高，重工业和投资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这一现象目前已经有所显露。　　2、总供给与总需求的运动特点发生改变，从周期性的供不应求转变为周期性的供大于求。繁荣不是结束于过热，而是生产过剩。不同条件下总供给与总需求有不同的均衡点，并决定不同的经济增长水平。新一轮经济增长，从供给条件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无论最终消费品还是基础产品，增长的潜力都很大。一方面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要素供给充裕；另一方面企业生产对市场的反应速度比以往要快得多。而需求方面，居民购房、购车的速率预计会由初期的猛烈提高转为相对平稳，住房和汽车这些产品的普及，不会再现家电那样”排浪型”的迅速扩张。因此，需求不足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需求的水平决定了供给的增长速度，供给不足仅仅存在于经济快速增长的某些行业和部门，而且持续时间不会很长。阶段性的生产过剩是这一轮增长中的突出问题。这表明十一五期间国内市场竞争普遍和激烈。　　3、计划轨加快转向市场轨，经济增长以市场调节为主。改革开放以后的很长时间内，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政府管理部门组成的计划管理体系仍然在很大范围内发挥着配置资源的作用，通常称之为”计划轨”。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特别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国有企业开始从竞争性领域加快退出，依托国有经济的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国有商业银行等也都随之转变职能。”计划轨”加快转向”市场轨”，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不断扩大，经济增长以市场调节为主。供求总量关系、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等诸方面关系，都处于市场调节的状况下，都主要由市场决定。行政主导对各种直接的调控措施反应灵敏，而市场主导则对各种影响微观效益的间接措施反应灵敏。因此，随着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宏观调控也面临新的课题，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需要加快研究和付诸实施。

财务风险是现代企业面对市场竞争的必然产物，尤其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发育不健全的条件下更是不可避免。财务风险具有客观性、必然性和不确定性，这就要求企业的所有者、经营者要清醒地认识到风险的客观存在。过去，不少企业由于对财务风险认识不足，管理不到位，致使企业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破产倒闭。如何增强企业风险管理意识，切实加强对各种可能造成财务风险的不确定因素的科学分析和预测，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采取不同的措施，防范和规避各种财务风险成为企业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因素　　1、企业财务风险管理机制不健全　　当前，多数企业财务风险管理仅仅局限于企业内部各职能部门的自我分析和控制，没有设立专门的机构来对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可能存在的财务风险进行分析和管理，管理程序不全面、管理机制不健全，导致企业无法及时预见、识别和反映影响企业目标实现的各种风险因素，无法及时加以防范和控制，风险产生不可避免。　　2、企业管理制度执行不力　　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并对已有制度不断地优化、完善，是企业规范经营行为、完善管理机制、落实管理责任的有效方式，也是企业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规避风险的有效途径。企业建立健全了规章制度，就必须强化执行，如果执行不力，就会出现对工作检查、落实不到位，就会导致部分员工在日常工作中以自选动作代替规定动作，“三违”行为难以避免，风险难免产生。　　3、企业监督制约机制缺失　　在现实工作中，由于企业管理人员风险意识不足、合作意识不强，在日常工作中，只关心自己份内的事，不关心其他部门的经营管理活动，致使企业内部缺乏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经营管理机制，导致财务风险的产生。　　4、企业财务决策缺乏科学性　　科学的财务决策，是规避财务风险、实现财务目标的前提。目前,在企业财务决策方面，普遍存在着主观决策或凭经验决策的现象，由此导致决策的不科学、不合理，从而产生财务风险。　　5、企业资金回收策略，收益分配政策不规范　　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及企业与上级之间，在资金管理及使用、利益分配等方面存在权责不明、管理混乱的现象，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资金的安全性、完整性无法得到保证，经济效益滑坡，有的甚至出现亏损。流动资金得不到应有的补偿，而亏损还挤占了企业的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无法满足日益扩大的资金需求，只好继续扩大贷款规模，将短期贷款用于长期投资，短贷长投现象严重。这就加剧了企业资金的紧张局面，降低了企业抗风险的能力，不可避免地引起企业资金周转困难，还贷能力与贷款规模极不相称，产生财务风险。　　（二）企业财务风险的表现形式　　1、资金结构不合理，负债资金比例过高　　在企业资金结构中，相对资金来源来说，主要是指企业全部资金来源中权益资金与负债资金的比例关系。由于筹资决策不科学等原因，企业资金来源结构不合理的现象普遍存在，有些企业资产负债率高达70%以上。资金来源结构的不合理致使企业财务负担沉重，偿付能力严重不足。　　2、对外投资决策缺乏科学性，影响预期收益的实现　　在对外投资决策过程中，由于企业对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缺乏周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加之决策所依据的经济信息不全面、不真实以及决策者决策能力有限等原因，导致投资决策缺乏科学性，使投资项目不能获得预期的收益，投资无法按期收回，甚至产生巨额投资损失。　　3、赊销比重大，应收帐款缺乏控制　　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一些企业为了增加销量，扩大市场占有率，大量采用赊销方式销售产品，导致企业应收帐款大量增加。同时，由于企业在销售过程中对客户的资信情况、偿债能力了解不够，盲目赊销，致使应收帐款失控，相当比例的应收帐款长期无法收回，造成企业坏帐损失。　　4、存货库存结构不合理，存货周转率不高　　企业流动资产中，存货所占比重相对较大。企业存货库存结构不合理，存货周转率不高，形成超储积压现象。这一方面占用了企业大量流动资金，另一方面企业为保管这些存货还必须支付大量的保管费用，导致企业费用水平上升。同时，存货库存长期积压，还会增加商品储存损耗，承担由于市场价格下跌所产生的存货跌价损失，使得企业经营效益下降。 防范企业财务风险的具体措施：　　1、企业筹资风险的防范　　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制订合理的筹资计划。随着企业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可以按照需要与可能安排适量的负债，制订合理的筹资计划。为了保证筹资计划的合理性，企业应运用有关偿债能力考核指标对筹资计划进行测试和评价，如企业负债后，其速动比率是否低于1，流动比率是否低于2。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同时，对长、短期借款要进行合理安排，使其结构趋于合理，对还款时间要合理确定，防止因还款期过分集中带来的财务风险。　　认真分析利率变动情况，合理进行筹资安排。企业在资金市场进行筹资活动，应认真研究资金市场的供求情况，根据利率走势，把握其发展趋势，并以此做出相应的筹资安排。在利率处于高水平时期，尽量少筹资金，或只筹措急需的短期资金。在利率处于由高向低过渡时期，应尽量少筹资金，对急需的短期资金，应采用浮动利率的计息方式。在利率处于低水平时，筹资较为有利。在利率处于由低向高过渡时期，应积极筹集长期资金，并尽量采用固定利率的计息方式。　　2、企业投资风险的防范　　销售企业进行投资多为固定资产建设投资，在进行决策时，一定要建立科学的投资决策体系，进行科学的投资可行性分析论证，尤其是投资回报的分析，在进行效益估算时，对使用的数据一定要通过多方调查论证，确保使用数据的准确。在项目可行与否的结论上，要重点把握投资回收期、内含报酬率、净现金流量等关键评价指标。只有在项目可行性分析环节起到财务闸口作用，才能将投资的决策风险降到最低。　　加大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协调力度，改善外部投资环境，降低投资风险。在进行固定资产建设投资时，企业应加强与政府城建规划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工作，确保投资项目纳入政府规划范畴内，避免投资项目与政府总体城市规划间的矛盾所带来的投资风险。　　加强投资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提高投资者的理财能力。投资天生就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投资主体应该具备较强的风险管理意识，投资管理人员应该是具备懂技术、懂金融、懂财务、懂管理等知识的复合型人才，而且还得具备敢于冒险，敢于创新的精神。因此，企业必须加强投资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提高投资者的理财能力，确保投资安全。　　3、企业资金回收风险的防范　　完善应收帐款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赊销行为的管理。企业在制订和实施分期收款的赊销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尽量减少应收帐款的占用额度和占用时间，降低应收帐款的管理成本，要选择边际利润大于应收帐款管理总成本的赊销政策，进一步规范企业赊销行为的管理，防止造成企业坏账损失，切实加强企业销售资金的安全回收管理。　　增强销售人员的责任心和风险意识，设立风险抵押金。企业销售人员的工资可按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可将其中的一部分用于支付销售人员工资、奖金，另一部分则作为风险抵押金。这样，就可促使销售人员对每笔业务都慎重对待，对每个客户的资信程度和偿债能力都进行认真评价，切实提高销售人员的工作责任心，做到既要将产品销售出去，又要保证收回货款，从而减少应收帐款，避免坏帐损失。　　总之，财务风险管理不仅是现代企业财务战略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整个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风险的管理已成为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只有企业全员、全方位重视财务风险管理，树立正确的风险观，善于对自然和社会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进行科学预测，采取各种防范措施，才能有效地规避各种财务风险，确保企业资金安全。

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尤其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这些问题，已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形成原因、带来的影响及解决问题的对策等在理论和对策上作了许多有见地的分析和研究。本文试对此类问题作一较全面的梳理。 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分析 （一）从总体上看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 学术理论界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描述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一是五等分法；二是基尼系数法。五等分法是将所要分析的居民按收入的高低依次排序分成五等份组，用20％的最高收入家庭与20％的最低收入家庭之比的倍数来说明总体收入差距程度。五等分法又称收入不良指数。这种测量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方式，目前在欧美国家中比较流行，我国也常采用。 最高档收入占全部国民财富比重越大，说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均等，反之，收入分配差距越小，收入分配越均等。 根据曾国安的统计来观察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最高收入组、次高收入组、中间收入组、较低收入组和最低收入组居民的收入分别占居民总收入的47％、22％、15％、10％和6％。（注：曾国安：《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现状评价与调节政策选择》，《经济评论》2002年第5期。）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全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20％的高收入者拥有42.5％的国民财富。（注：易锋杰：《“基尼系数”质疑》，《财经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4期。）另据其他部门统计的五等分结果，我国农村中20％的低收入人口与20％的富裕人口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2.9倍扩大到1994年的6.6倍，城镇居民则由1983年的2.3倍扩大到1994年的3倍。如果用城市中20％的高收入户的平均收入与农村中20％的低收入户平均收入相比较，1992年的贫富差距达11倍，1994年达到了13倍。由此可见，我国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以更快的速度拉大。（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我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用基尼系数法来描述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是大多数研究者经常采用的方法。基尼系数是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综合性指标。基尼系数值越小，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小（收入分配越均等）；基尼系数值越大，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均等）。因数据来源或计算方法的差异，学者之间的计算结果也存在着差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0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均在波动中呈现扩大的趋势。1990、1995、1999年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0.23、0.28、0.295；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0.309、0.341、0.336和0.336.就全国总体而言，1990、1995、1999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0.343、0.389和0.397，接近0.4，2000年达到0.417.（注：国家统计局：《从基尼系数看贫富差距》，《中国国情国力》2001年第1期。）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调查，包括各种集体福利和非正常收入的差距在内，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45.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我国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3扩大到1988年的0.38，2003年已扩大至0.458，有的地区已经达到0.467.（注：李培林、朱庆芳等：《中国小康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世界银行2003年《中国经济报告：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指出，如果中国任由当前城乡差距和省际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差距继续不断扩大，到2020年基尼系数将会上升到0.474.还有学者认为，0.45的基尼系数，仍可能低估了实际的收入差距水平。因为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往往被高估，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则通常会被低估。农民家庭有相当一部分收入必须用于来年的生产性投入，真正可供消费的收入实际上更低；城市高收入群体的住房等非货币福利收入所占比重仍然较大，且没有被统计到个人收入之内。（注：董建文：《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与对策》，《华东经济管理》2001年第6期。） 综合以上观点，对全国基尼系数的判断，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不同的估计：低估计为0.4左右；中估计为0.45左右；高估计为0.5左右。虽然存在着差异，但结果差别不是很大。之所以出现不同的估计，在于计算范围的不同：第一种估计主要考虑货币收入，较少考虑实物收入，特别是补贴收入；第二种估计较多考虑了实物收入；第三种估计不仅考虑了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也考虑了非法收入和非正常收入。其实，无论是用基尼系数还是用五等分法来衡量，都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居民整体的贫富差距尚属比较合理，但近几年我国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如果任由当前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未来几年里将会急剧扩大。 （二）从分类上看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基尼系数拉大的问题，主要是由城乡差距拉大引起的。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值得警惕。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由缩小到扩大”的变化过程，近年来扩大速率加快。城乡居民的收入之比1996年为2.51∶1；1997年为2.47∶1；1998年为2.51∶1；1999年2.65∶1；2000年为2.79∶1.200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90∶1，2002年更是上升到3.11∶1.（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我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近几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一倍多，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3.4％，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8％，2002年的城乡收入比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目前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28页。） 其实，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这一结论，即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实际上，这乐观的统计结果和人们在实际中的感受并不一样，很难让人信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在最近完成的调查报告中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一个先上升后扩大的过程。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个人收入概念计算，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200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三倍。但这个结论，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等等）考虑进去，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2.地区居民收入差距 我国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特别反映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差距的扩大上。2000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5.39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6.07倍。（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我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从分省的情况看，2003年上半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000元的省份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分别是上海市（7416元）、北京市（7040元）、浙江省（6945元）、广东省（6499元）和福建省（5257元）。 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看，中部地区达9.9％，超过了东部地区的9.4，而西部地区只增长了6.1％，其增幅远远落后于全国9.0％的平均速度。（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28页。）从地区收入差距贡献率来看，目前，我国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贡献率已从7.5％提升为8.7％，表明了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来看，西部地区高达58.3％，东部地区为37％。越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加明显。（注：2004年02月25日，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news.com.cn.） 二、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现状的评价之争 学界普遍承认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事实，但是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程度是否已超过警戒线，是否导致两极分化有着不同的见解，对用基尼系数作评判居民收入差距的标准存在不同的见解。 （一）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临近警戒线，是否已进入两极分化状态？ 国际上衡量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主要是基尼系数。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为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大于0.6为高度不平均，国际上通常用0.4作为警戒线。由于基尼系数给出了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和普遍采用。 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0.45甚至更高的基尼系数，表明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过大，已超过“比较合理”的范围，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如不能及时正确地对待这一问题，就可能产生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进而可能出现“失望阶层”，使他们走上懒惰、犯罪的下坡路。这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注：董建文：《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与对策》，《华东经济管理》2001年第6期。） 也有人提出，国家在不同的时期，收入差距的“警戒线”是不同的，不存在绝对的分界线。所谓“国际标准”并不是严格的标准，只能作为各国判别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参考。所以，居民收入差距并不存在固定的警戒线。同时，经验事实也没有提供0.4的基尼系数值作为居民收入分配的警戒线的充分证据。而且要确定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绝对不可逾越的数量界限是很困难的，因为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处在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宗教背景，处在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不同阶段，处在不同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相同程度的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所造成的影响并不相同。（注：曾国安：《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几个问题的思考》，《当代财经》2002年第6期。）因此，基尼系数“的指标，只能是有弹性的参考指标，而不是绝对指标。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在总体上，并没有超出社会成员的心理和经济承受的承界线，是比较”适度“的。（注：冯招容：《”基尼系数“评判指标之我见》，《理论前沿》2002年第2期。）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均质性很低的社会，客观上容许有较高的基尼系数，不必机械地、死死地守住0.4这条线。但突破这条线后，究竟放松到什么程度比较合适，需认真研究。（注：赵人伟：《关于收入分配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经贸导刊》2003年第22期。） 那么，当前的收入差距是否存在两极分化呢？对这一点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认识。 一些人认为，如今人们常常谈到的一些储蓄、消费等方面的两极化现象等等，都反映了当前社会贫富分化的严峻现实。（注：秦晖：《关于基尼系数与社会分化问题与张曙光先生商榷》，《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5期。）另有学者认为，中国居民的正常收入的差别虽然持续扩大，但仍然大致适当，没有发生两极分化，无论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都不存在。不同的认识主要缘于两种观点考察的范围和口径及使用的数据资料不同。认为近期居民收入差别程度大致适当者，考察的主要是居民正常收入的差别程度；认为已经发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的观点往往涉及到若干非法非正常收入及其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不过，居民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已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确实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二）用基尼系数指标作为评判居民收入差距的标准是否科学？ 目前大多数学者考察我国居民收入的差距，都以“基尼系数”指标为依据，也有学者对基尼系数提出异议。那么，基尼系数是否科学？是否能准确反映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呢？ 有学者坚持认为，我国是二元经济社会，城乡之间的收入有较大差别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只能分别计算城市或乡村的基尼系数，而不能合起来计算全国的基尼系数。不然，就会夸大我国的收入差距。（注：赵人伟：《对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若干思考》，《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9期。（19）海兵：《基尼系数批判》，《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3期。） 也有学者认为，“基尼系数”只是反映收入均等程度的指标，它没有也不可能综合反映我国不同时期的经济水平、社会制度、社会承受力的基本状况。仅以“基尼系数”为评判依据，影响评判的全面性与客观性。（注：冯招容：《“基尼系数”评判指标之我见》，《理论前沿》2002年第2期。）更有学者提出，基尼系数反映的是收入分布的“均匀”程度，或差异（差距）程度，而不是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或“公正”程度。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布不均是正常的，所以，不应该用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即使能够使用，现阶段我国也并不具备使用的条件。因为，用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分布的均匀程度，甚至用它反映公平程度，必须有一个重要前提：收入必须是指全部实际收入，必须是真实统计。以我国目前的情况，可以说基本上无法满足这一条件。（注：海兵：《基尼系数批判》，《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3期。） （三）究竟可用什么指标来衡量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 有学者认为，基尼系数指标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在全世界得到广泛重视和普遍采用，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我国也可以用。不过可以根据我国的国情，修正0.4的基尼系数监控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标准。从我国的客观实际出发，在单独衡量农村居民内部或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各自的基尼系数警戒线定为0.4；而在衡量全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警戒线上限定为0.5，实际工作中按0.45操作。（注：吴得民：《基尼系数理论及其实证分析》，《经济体制改革》2002年第4期。）有学者不认同上述观点，提出，虽然用基尼系数来反映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状况是可取的，但在我国基尼系数值非常混乱，对同一研究对象，不同的研究机构、不同的研究者得出的基尼系数大不一样。并且在国际比较中，如果不排除不可比因素而进行直接比较，就不可能得出确切的结论。我们不必拘泥于基尼系数来根据“国情”修改“警戒线”，而应当根据当前的实际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来提出我们的底线标准。（注：董全瑞：《简论贫富差距合理与否——怎样看基尼系数说明的贫富差距》，《长白学刊》2002年第1期。）有学者提出，国际上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很少采用单个指标。因为单个指标的分析很难全面地反映收入差距状况，并且单个指标存在的缺陷也影响到其反映的收入差距状况的准确性。可以通过采取不同类型收入差距分析方法、离差分析方法和分层收入差距分析方法等来尽量对分配状况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注：牛飞亮：《近20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总体状况》，《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7期。）为了客观公正地分析评判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综合以上各家之言，可考虑将基尼系数作为一个单项的基本参考指标，同时设置一套综合指标体系作为评判收入分配差距的综合指标。这套指标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指标、经济体制改革指标、社会可持续发展指标、社会安全与保障指标和社会稳定指标等几大类。不过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加大力度使统计资料尽可能贴近现实，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进一步探索研究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工具如何创新。 三、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深层原因 关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原因，学界从历史沿革、经济结构、政策因素、制度因素等多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虽然认识程度不一，表述不一，但基本上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历史沿革、资源禀赋及发展阶段的影响。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特征非常明显。新中国成立后，城乡不同的发展政策以及城乡居民的不平等待遇，如“剪刀差”、“户籍制度”等的实施，加重了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另外，我国国土面积较大，由于各地区位置、自然资源条件等差别很大，造成我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明显地呈现出东、中、西阶梯式发展的格局。加上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由东向西的经济梯次推进和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客观上拉大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这是导致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呈现出地区差别的直接原因。（注：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财政研究》2003年第7期。）此外，从一二三产业的发展规律来看，个人收入差距拉大与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我国经济正处于由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过程中，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也会带来个人之间、行业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注：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财政研究》2003年第7期。） （二）经济体制改革及体制变迁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竞争的结果导致不同劳动者或生产要素拥有者之间的收入差别。（注：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财政研究》2003年第7期。）此外，在改革和体制变迁过程中，一方面，由于我国采取了渐进改革的方式，在体制转轨中出现了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再加上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使得经济改革或体制变迁中发生了许多无序的问题，集中到寻租和设租行为、内部人控制、垄断、腐败等方面，成为形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注：赵人伟：《转型期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转轨期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单位的市场化程度有差异，形成相应的收入差距也是必然的。（注：邢成、韩丽娜：《财政税收杠杆对我国基尼系数的主要影响》，《现代财经》2001年第9期。） （三）原有体制的政策惯性及部分宏观政策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相当程度上同原有体制下的“政策惯性”有着密切的联系。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是原有体制下的一种政策产物。农产品的低价收购政策、限制农民进城政策、对农民的税收政策、对农民的税外负担政策、对城市居民的福利补贴政策，都是原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以来，这些政策有所松动和改变，但离根本性改变尚有距离。（注：赵人伟：《转型期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施的一些宏观政策也拉大了收入差距：一是城市化方向明显走偏，它不是将增加就业和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作为主要目标，而是将大量资金、土地等资源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方面，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二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给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带来的机会不平等。依靠国债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对大中城市关注过多，对小城镇和农村关注不够。三是金融政策安排不当。“嫌贫爱富”的金融政策向城市偏斜，使农民贷款无门，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发展机会和增收空间。（注：马晓河：《宏观政策偏差拉大收入差距》，《经济参考报》2003年12月24日。） （四）制度的缺陷及政策制度不到位因素的影响。由于我国所进行的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的全面改革，一些制度的缺位不可避免。目前，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新旧体制并存、体制缺位、体制错位、体制虚设、法律政策缺位、法律政策本身的规制力度不够、政策规定有不周延的空隙、法律法规贯彻落实不力或受到干扰等。正是这些体制和政策的缺陷为寻租活动设置了大量租金。应当说在体制转轨期间制度缺陷的存在是很难避免的，因而在我国近期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大量滋生是有其制度根源的。加上管理的疏漏和一些现行政策法规的不完善、不配套，非法收入与财产转移、灰色收入与灰色财产转移由此大量出现，特别是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严重腐败问题以及利用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投机欺诈等各种非法手段获取高额收入的现象，造成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30页。） （五）社会保障乏力、教育机会不均等因素的影响。社会保障的功能在于它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方面的运作，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然而，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面太窄，只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部分大型集体所有制职工享受，而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的中方员工却很少享受。这种在享受社会保险方面的不均等性，使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注：何莉：《库兹涅茨倒U 假说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国外财经》2001年第4期。）此外，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也是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一项重要因素。现实社会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未受过教育或受过很少教育的成员。我国目前教育投资明显不足，特别是农村地区、西部地区，由于本身收入水平不高，因此用于教育方面的投资不多，而教育投资的不足又会进一步加剧城乡之间以及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注：何莉：《库兹涅茨倒U 假说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国外财经》2001年第4期。） 四、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动趋势 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分析，牵涉到库兹涅茨的“倒U 型”假说理论的争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1955年一篇经典论文中指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演变趋势为“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极为快速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不平等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不平等缩小”。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长期阶段，个人收入分配不均的变动，是沿着一种“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 型轨迹进行的。这种“先恶化后改善”的整个过程大约需要50——100年时间。这就是著名的“库兹涅茨假说”（Kuznets hypothesis）。库兹涅茨的“倒U 型假说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学者们持不同意见。 从文献考查看来，大多数的横向国别研究支持倒U 假设：时序资料分别证明了在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差别扩大，而在发达国家收入差别下降的现实：微观分解资料也并不否认倒U 假设的成立。不过，我国这样一个处于转轨经济的国家，其收入差别的变动趋势是否符合库兹涅茨倒U 假设有待进一步验证。有学者认为，库兹涅茨效应具有普遍性。当然，各国库兹涅茨效应也会因其不同的历史、文化、体制等原因有不同的表现，如初期增长的时间长短可能不一致，收入分布差距的上限和下限也可能不相同。（注：刘萌芽：《对库兹捏茨效应及其成因的思考一兼谈我国当前分配政策的取向》，《衡阳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因此，库兹涅茨假说在中国存在，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扩大主要是由经济不平衡发展引起的。（注：郭熙保：《从发展经济学观点看待库兹涅茨假说—兼论中国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原因》，《管理世界》2002年第3期。）也有学者利用省份横截面数据对库茨涅兹“倒U 型”假说进行经验验证，从经验分析中得出库兹涅茨假说在中国不成立的结论，但认为，对于“倒U 型”假说，要持较为谨慎的态度，中国现在的数据不支持并不意味着将来的数据也不支持库茨涅兹“倒U 型”假说。（注：李实：《对收入分配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进一步说明——对陈宗胜教授评论的答复》，《经济研究》2000年第7期。）也有学者认为，虽然横截面的经验研究有其价值，但以横截面的经验研究来否定倒U 形变化的结论在方法上是有问题的。判定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是否呈倒U 形变化应该依据的是历史序列分析。（注：曾国安：《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几个问题的思考》，《当代财经》2002年第6期。） 总的来说，学者们比较认同我国收入差距的变动轨迹与经济改革的进程相关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的过渡的长期过程中，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先恶化”、后改善的变动趋势是不可避免的。我国目前正处于从起步阶段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的前期，随着改革的深化、市场的完善、法律体系的健全，部分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将会得到纠正或缩小。因此，库兹涅茨“倒U 型假说”对我国的收入分配变动研究仍有借鉴意义。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正处在倒U 型曲线的前半部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还会加大。我们应坚持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促进居民收入的变动及早走向倒U 的后半段，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五、关于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一）发展经济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 （二）加强法治建设是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保障。 （三）必须注意实行正确的政策选择。 （四）发展教育、普及教育，使教育机会均等。 （五）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