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发展研究

，小学，中学，大学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下的教育改革（一）恢复民国初年的教育宗旨，废除读经科，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教育袁世凯倒台后，范源濂为教育总长，他表示要切实实行元年所发表的教育方针。1916年9月，教育部撤销1915年颁布的“教育纲要”。10月，教育部颁布《高等小学校令施行细则》，删去了“读经”及有关内容。1917年5月，宪法审议会否决了将孔教定为国教的提案，并撤销了1913年宪法草案中所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文。学校的教学开始加强科学教育，重视实验作业，增加了实用和职业的教学内容，民国初年所制定的教育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二）确立男女平等教育权新文化运动在反对旧礼教、旧道德的同时，积极地宣传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等思想，主张男女有平等受文化教育的权利，主张男女同学。按1912年所定学制，只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学，到1915年，袁世凯公布《国民学校今》中，只准许小学一二年级内男女合班上课，三年级以上，男女生只可同校，不得同班。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由于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逐步解决男女教育平权的问题。1917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三届会议，向教育部提出推广女子教育的议案，要求增设女子高等小学、女子中学等。1918年6月，教育部通过各省区酌量地方情形，分别办理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请推广女子教育案”。1920年暑假，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首次招收女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开始招收女生。1921年以后，各大学都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学。中学实行男女同学虽然较为迟缓，但一些比较进步的中学如广东的省立中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也实行了男女兼收，甚至同班的办法。这些措施，尽管距真正的男女平等教育还有相当的距离，但已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两千多年以来男女教育不平等的状况，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三）学校教学采用国语和白话文新文化运动，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倡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等新文学，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为学校教育提供了许多国语教材和课外读物。于是，教育界人士强烈要求学校教学采用国语和白话文。1917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年会议决《推行注音字母以期语言统一案》，要求教育部速定国语标准，并设法将注音字母推行各省区，以为将来小学改国语之预备。1918年11月，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当时，在北京，蔡元培等创办的孔德学校自编了国语读本，江苏省自行通过“各学校用国语教授案”，开始用国语教材。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式教科书》，也用了一些白话文。在这种形势下，教育部于1920年明令公布，小学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并规定至1922年止，凡旧时所编的文言教科书一律废止，改为语体文。中学各科教科书，随之逐渐用语体文改编，高等学校的讲义，也采用了语体文。这样，大、中、小学文言文教材逐渐地被淘汰。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件重大的改革。（四）大学的改制蔡元培1917年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即着手对北京大学进行改革。他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收的办学方针；聘请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李四光等著名学者到校任课；改革预科，调整专业，将学门制改为学系制度；将年级制改为选科制，实行学分制；改革学校管理体制，设评议会，实行民主管理；筹设研究所，组织各种研究会，鼓励科学研究；首先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学；采用白话文讲义，帮助学生办刊物，成立各种学会等。这些改革，使北京大学思想活跃，气象一新。北京大学的改制，引起全国高等学校的反响，有些做法当时即在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上议决照办。以后，各大学也逐渐按北京大学的制度办理。（五）各种教育思潮的涌现和各种教育团体的建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旗帜鼓动下，教育界思想也十分活跃，涌现了平民教育、工读教育、职业教育、实用主义教育等多种进步教育思想，建立起不少教育团体。主要有1915年在美国建立，1918年迁回国内的“中国科学社”，1915年由各省教育联合会及特别行政区教育会代表组成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1917年由国内教育、实业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1921年冬由实际教育调查所、新教育共进所、新教育编辑所合并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1923年成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这些教育团体从不同的方面开展教育改革运动，对1922年学制改革。对当时学校教育的发展影响很大。二、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教学改革实验（一）试行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分别是用以测量学生的智力水平和学习能力、学习成绩的方法。起源欧美，五四时期被介绍到中国。1918年江苏省立师范附小主任俞子夷编《毛笔书法测验》，为中国编制测验之始。1920年廖世承、陈鹤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用智力测验考试报考学生。192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心理教授麦柯尔来华，与东南大学及北京各大学师生合作编了智力与教育测验约30种。后陆志韦又订正法国比纳—西蒙量表，共包括65个测验。同时国内各地举行智力测验与教育测验实验。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在社内设立“施行教育心理测验讲习会”。1928年中华职业教育社设测验部，江西省教育厅设江西儿童智力测验局并在南昌、九江及各地举行测验，1931年6月“中国测验学会”成立，并发行“测验杂志”，但因“经费支细，致工作未能如期完成”[1]。后来有关这方面的活动，除师范院校设有“教育测验与统计”课外，在30年代就已经消沉下去了。（二）推行设计教学法和实验道尔顿制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都是作为以儿童为中心的新教学法介绍进来的。设计教学法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教育哲学系主任克伯屈等人所创，1917年输入中国。1921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曾议决过“推行小学设计教学法案”。1927年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设计教学法的中心人物克伯屈访华，在上海、北京等地讲演并大力介绍设计教学法。一时这种教学法颇为风行。当时设计教学法实验主要采用不分科的“作业中心的大单元教学”和分科的“设计式的各科教学法”两种形式进行。道尔顿制为美国教育家柏克赫斯特在美国道尔顿市道尔顿中学所创，从1922年起中国开始介绍道尔顿制。最早实验道尔顿制的是上海吴湖中学，以东南大学附中等校的实验最著名。据统计，到1925年全国实验此法的中小学有57所。1925年柏克赫斯特来华讲学，扩大了道尔顿制的影响。1931年美国教育家华虚朋来华，介绍文纳特卡制，这是一种道尔顿制和设计教学法混合的教学制度，曾在当时陈鹤琴主持下的工部局小学试行，对某些学校的教学有过一定影响。（三）改教授法为教学法清末以来关于学校教学方法的问题，一直称为“教授法”。陶行知首先在南京高等师范提出改教授法为教学法。陶行知认为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在教学生学。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教师应该一面教一面学，并不是贩来些知识，就可以终身卖不尽的。陶行知这个观点后来发展成为基于杜威的教学观点而提出的“教学做合一”。但是当时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带普遍性的同题，作为教学规律和科学概念“教学法”比“教授法”更能反映教学过程的实质，所以为教育界所接受，此后，均将教授法改称期“教学法”。此外，这时一些学校还开展对各科教学法的研究。1927年各省市有专设实施小学者，明确规定其任务为实验新的教学方法。不过这些实验都比较零碎，成果不大。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一）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实验区最早提出划区实验农村教育的是中华职业教育社。1925年8月黄炎培曾提出一个“山西划区试办乡村职业教育计划”，随之职教社又提出“试验农村改进计划”。目的是：“期以教育之力，改进农村一般生活，以立全社会革新之基。”在列举的2i项事业中，第一是“研究改良农事，推行试验有效之农作方法”。第二“研究增进工艺效能”。第三“推行义务教育，凡学今儿童，不论男女设法使之就学”。第四“对年长失学者，施以平民教育”等[2]。并于1926年7月以沪宁线上昆山的徐公桥为第一试办区域。办法是在徐公桥成立乡村改进会，下分总务、建设、农艺、教育、卫生、娱乐、宣传7部，试验期6年。1928年开始试验，主要工作为：建立农艺试验场，设立农具农产品陈列室，散发改良种子，组织信用合作社，借低利贷给农民，建立公共诊疗所等；教育方面，建立4所公立小学，2所私立小学，2个流动教室，开办夜校（教材用《农民千字课》，加授农民常识、公民常识、乡村信条），以及建立阅书室，立格言牌，举行露天识字、讲演等。于1934年试验完毕交地方办理。此外，中华职业教育社还在镇江黄墟、吴县善人桥、沪郊等地办理过农村改进实验区。为了培养从事农村改造工作的人材，职教社在徐公桥办了讲习所。1933年秋在沪西清河泾创办农村服务专修科，在浙江余姚县诸家桥办了“浙江诸家桥农村改进试验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想通过农村改进的办法来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当然是改良主义的幻想。不过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区把发展生产，发展农村经济放在首位，采取“富政教合一”的方针，这是它的独特之处。（二）陶行知创办的乡村师范和山海工学团1926年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提出：“我们的新使命，是要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新生命”[3]。为了实现这个理想，陶行知在1927年

去百度文库，查看完整内容>内容来自用户:liuliu1990188中国教育历史和现状中国自古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中国人尊崇的孔子（公元前551—前479）是一位思想家、教育家。两千多年前，孔子创办私学，使平民受教育成为可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经典，是中国封建社会教育的主要内容。　　中国学校教育历经数千年，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约前2070—约前1600）就有了校、学等教育机构。在中国，封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官吏，科举制度是官府经过定期举行的科目考试，择优选取人才，分别任官的一种制度。科举制度自隋朝（581—618)开始，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历时1300年。现代意义的学校在中国出现于19世纪60年代，最早是外语学校、军事学校和技术学校，当时的清政府还派遣年轻人到英、法等国学习军事和技术。1912年，刚刚建立的中华民国（1912—1949）对封建教育进行了全面改革，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德、智、体、美“四育平均发展”的教育方针。1949年11月，新中国成立一个月后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自此，在和平与安定的社会环中，教育开始了新的发展。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中国建立起初具规模的学前教育、大中小学教育及成人教育系统，实行全日制教育、业余教育、工作时间内安排专门时间系统学习等教育形式。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教育事业加快了改革与发展的步伐。在

一、制定教育方针1912年7月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谈论并通过了新的教育方针，9月2日，正式公布实行。新教育方针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二、颁布学制1912年9月初，教育部正式公布了该学制系统框架，因当年为壬子年，所以又称作壬子学制。壬子学制与癸卯学制相比的近步：(1）缩短了三到四年的学习年限；(2）取消毕业奖励初升，消除了科举制度的阴影；(3）女子教育取得一定地位，开创男女同校；(4）课程上增加了自然科学和生产技能的训练；(5）教育更加联系儿童实际，适合儿童身心发展特点。壬子学制公布后至1913年8月，教育部又陆续公布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大学校令》、《实业学校令》等一系列法令规程，这些法令规程使壬子学制更加充实和具体，二者综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全面完整的学制系统，称为“壬子癸丑学制”。三、课程标准废止了癸卯学制中的“读经讲经”课，突出近代学科和资本主义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但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也采取了批判继承的态度；关注对学生的美感和情感教育，注意课程的应用性、平民化和首脑协调发展的特色。第三节蔡元培与近代资产阶级教育一、“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五育包括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其中，前三者偏于现象世界之观念，隶属于政治教育；后二者以追求实体世界之观念为目的，为超轶政治之教育。二、改革北京大学的教育实践1．抱定宗旨、改变校风蔡元培改革北大的第一步就是明确大学宗旨，并为师生创造研究高深学问的条件和氛围。第一，改变学生的观念：(1）抱定宗旨：学校及研究高深学问之地；(2）砥砺德行；(3）敬爱师长。第二，整顿教师队伍，延聘积学热心的教员：蔡元培在教师聘任上采取“学诣”第一的原则。第三，发展研究，广积图书，引导师生研究兴趣：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机关，而且是要创新知识，推动学术进步的场所。他率先在国内大学中设立了各科研究所，并注意丰富图书馆藏书。第四，砥砺德行，培养正当兴趣：要求学生砥砺德行，敬爱师长，并成立了各种学生组织以培养学生兴趣。2．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原则（3★选择）大学的宗旨是研究高深学问，但并不是研究某一家或者某一派的学问，更不是研究某些人指定的学问。这一原则在教师的聘用上得到充分体现，同时也是办理北京大学的基本指导思想。这一原则体现了蔡元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在当时具有冲破封建专制思想的作用，是积极进步的。3．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第一，成立全校最高立法和权力机构：评议会第二，成立全校最高行政执行机构：行政会议第三，建立全校教务传导机构：教务会议及教务处第四，建立主管全校人事和事务工作的机构：总务处第五，成立各学门教务管理机构：教授会4．学科与教学体制改革在学科与教学体制改革上，蔡元培采取了以下措施：扩充文理，改变“轻学而重术”的思想；沟通文理，废科设系；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学分制）。三、教育独立思想蔡元培认为教育与政党之间，宗教之间存在这矛盾，因此教育应该独立，教育独立主要包括了以下内容：教育经费独立，教育总长不得因政局的变动而频繁变动；教育学术和内容独立，教育方针应保持稳定，不受政治的干扰；教育脱离宗教而独立。第四节新文化运动与教育变革一、新文化运动与教育观念变革（3★选择）新文化运动促进教育观念的转变，在思想观念层面上自觉接受西方教育、跟上西方教育，主要表现在：（一）教育的个性化强调在教育上“使个人享自由平等之机会而不为政府、社会、家庭所抑制”；要求在教育中尊重个人，从尊重儿童开始，教师必须懂得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从而选择适当的方法。（二）教育的平民化教育关注点的下移和重民是当时普遍可见的现象。提出必须坚持教育的“庶民”方向，打破以往社会有贵贱上下、劳心与劳力、治人与被治种种差别的阶级教育。（三）教育的实用化一方面认识到教育对个人生活能力的培养、对社会生产发展的适应的重要意义，从观念上解决了改革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教育的问题；另一方面认识到学校内部须进行全面改革，沟通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强调学生主动、创造的学习和实际能力的培养，要求课程内容和教学组织形式均须适应生产和生活发展的需要，以求普通学校教育摆脱传统的束缚。（四）教育的科学化民主主义者开始用科学的精神分析中国教育现状，指出要让科学内容和方法渗入到社会各项事业，渗入到教育，改变人民的态度和观念。二、新文化运动与教育改革（2★选择）第一，废除读经，恢复民国初年的教育宗旨，即：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第二，教育普及有所发展。第三，学校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学校教育中开始推行白话文和国语，中等教育开始注意科学和实用。为提高教学质量，教学方法的研究与改革首先在小学开展起来。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第四，师范教育和大学的改革。1913 年教育部调整全国师范教育布局，筹划直隶、东三省、湖北、四创、广东、江苏六大师范区，每区设一所高等师范学校。大学的改革首先发生在北大，1917 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第五节新文化运动时期和20 年代的教育思潮与教育改革运动一、平民教育运动（2★选择）由于政治立场、思想倾向等的不同，平民教育运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部分：(1）一部分以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的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代表。他们认为平民教育必须符合劳动人民谋求自身解放的根本利益，应该与破除阶级统治的革命斗争同时进行。要真正解决平民教育问题，必须先解决经济和政治制度问题，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条件下，工农劳苦大众才能获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为此，1919年邓中夏发起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及负责筹备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这些都是平民教育运动的实践。(2）另一部分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代表。他们在杜威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下，把平民教育视为救国和改良社会的主要手段，希望通过平民教育来实现平民（民主）政治。为此，北高师师生于1919 年组织了平民教育社；朱其慧、陶行知、晏阳初于1923 年组织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二、工读主义教育运动（2★选择）以工兼学、勤工俭学、工人求学、学生做工、工学结合、工学并进，培养朴素工作和艰苦求学的精神，以求消除体脑差别。(1）北高师学生1919 年发起组织工学会。基本观点：倡导工学主义(2）少年中国学会成员王光沂发起组织北京工读互助团。（无政府主义者）将工读视为实现新组织、新生活、新社会的有效手段。本着互助合作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将工读互助团办成。(3）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提出了工人和农民的工读问题，同时也支持青年学生的工读互助实验，尤其号召知识青年到工农中去，初步提出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思想。(4）纯粹的工读主义者，他们把工读单纯看作是解决青年失学问题的好方法。三、职业教育思潮（2★选择）职业教育思潮是由清末民初的实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发展演变而来。在对职业教育概念的最早阐述上，涉及授人一技之长和促进实业发展这二点职业教育思潮的基本内涵。早期主张实用主义教育的人士大多转而提倡职业教育，思潮逐步形成。1917年黄炎培发起组织中国近代第一个研究倡导实验和推选职业教育的专门机构：中华职业教育社，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在实践中推选职业教育，思潮过到高潮。四、实用主义教育思潮（1★选择）形成思潮的原因：杜威的思想适应了中国国内希望社会改良的要求和教育救国、教育改革的主张。其中，“社会的改良全赖学校”的观点和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儿童中心正符合了教育救国和改革传统教育的需要。五、勤工俭学运动（1★选择）1912年吴稚晖、蔡元培等在北京发起“留法俭学会”并设预备学校。1915年蔡元培等人在法国创立“勤工俭学会”，明确提出“勤于工作，俭于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为宗旨。在华工教育中创造了半工半读的教育形式，产生最初的工读主义教育思想。1919看至1920年底，留法勤工俭学达到高潮。早期共产主义者是此阶段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主要发起组织和参加者。至此，勤工俭学运动的内容与性质都发生了变化，从通过勤工与俭学以维持学业，提高到以俭学与勤工相结合，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出路的认识高度。六、科学教育思潮（1★选择）(1）以任鸿隽为代表的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认为科学教育的基本内涵是物质上之知识的传授以及应用科学方法于教育研究和对人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的训练。(2）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通过文化反思倡导科学启蒙，主张以理性态度看待中国传统教育，建设未来教育。(3）以胡适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将科学的方法理解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以之为解决一切学术和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是一种较为具体的科学教育主张。七、国家主义教育思潮（1★选择）于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兴起，其内涵为：① 以教育为国家的工具；② 教育是国家的任务。其主旨在于以国家为中心，反对社会革命，通过加强国家观念的教育来实现国家的统一与独立。1923年曾琦李磺在法成立“国家主义青年团”，余家菊和李磺合著《国家主义的教育》，标志着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重振。八、学校教学改革与实验（1★选择）受实用主义教育和科学教育等教育思想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初，当时在西方国家流行的以反传统为旗号、以儿童活动为中心的各种教学法相继传入中国，并都有热衷者尝试作引进课堂的实验。九、收回教育权运动（1★选择）1922年3月蔡元培在《新教育杂志》第四卷第3 期上发表《教育独立议》，极力主张教育脱离政党与宗教而独立，率先举起反基督教教育的大旗。1923年9月，余家菊在《少年中国》月刊上发表《教会教育问题》一文，率先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口号，要求对教会学校“施行学校注册法”。在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界和学生界引起强烈反响。1924年6 月，“广州学生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宣告成立。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开会，讨论外人在华设学和收回教育权问题。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开封召开年会，通过《教育实行与宗教分离》和《请取缔外人在中国设立学校》。1924年，收回教育权运动达到高潮，全国各地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教会学生纷纷退学，一些知名学者也振臂呐喊，声援学生运动。政府迫于压力，也采取了一些实际行动，1925年5月，浙江省发出通令，禁止全省所有学校宣传宗教。11月16日，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这个文件的颁布与执行是收回教育权运动最大的实际性成果。第六节1922年新学制1922年11月1日以大总统令公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这就是1922年的“新学制”，或称“壬戌学制”。由于该学制采用的是美国式的六三三分段法，又称“六三三学制”。（3★选择）新学制的标准：适应社会进化需要；发扬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实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伸缩余地。 新学制的特点：(1）根据学龄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划分教育阶段；六三三学制中各教育阶段基本上是依据我国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来划分的，这在我国近代史上是第一次；(2）初等阶段教育趋于合理，更加务实；(3）中等教育是改制的核心；(4）新学制增加了职业教育；（其中最显著的特点是兼顾升学和就业）(5）师范教育方面种类增多，程度提高；(6）高等教育阶段缩短年限，取消大学预科。缺陷：脱离中国实际，照搬了美国的模式。第三篇中国现代教育第一章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建设第一节教育宗旨与教育方针的变迁（1★选择）（一）“党化主义”教育 1924年，模仿苏俄“以党治国”模式，强调政治上一切举措都以党纲为依据，教育也不例外。1926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通过《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阐述了“党化教育”的涵义，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之下，求得教育的“革命化”、“民众化”、“科学化”、“社会化”，即把教育方针建立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下，按国民党的“党义”和政策的精神重新改组学校课程，不仅造就各种专门人才，尤其要使学生走出学校后都能做党的工作。（二）“三民主义”教育宗旨1928年，中华民国大学院第一次全国会议通过的《三民主义教育宗旨说明书》，解释三民主义教育“就是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的的教育，就是各级教育行政机关的设施，各种教育机关的设备和各种教学科目，都是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的的教育”。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并由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之的“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为：“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至此，“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终告形成。（三）“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来“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颁布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的《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一方面采取了一些战时的教育应急措施，另一方面强调维持正常的教育和管理秩序。这一方针政策是一项并不短视的重要决策，它即顾及了教育为抗战服务的近期任务，也考虑了教育为战后国家建设重建和发展的远期目标，使得教育事业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仍能苦苦支撑，并在大后方西南、西北地区还有所发展。第二节教育制度改革（1★选择）（一）大学院和大学区制的试行1927年6月，国民党教育行政委员会，仿照法国教育行政制度，中央设中华民国大学院主观全国教育，地方试行大学区，取代民国以来中央政府设教育部、各省设教育厅的教育行政制度。任命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公布了《中华民国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隶属国民政府，管理全国学术和教育行政事宜。同时，通过了《大学区组织条例》，次年公布。规定全国各地按教育、经济、交通等状况划分为若干个大学区，每区设大学1所，大学设校长1人负责大学区内一切学术和教育行政事务。大学区下设高等教育处、普通教育处、扩充教育处等。大学区的最高审议机构是评议会。（二）“戊辰学制”的颁布1928年中华民国大学院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以1922年学制为基础并略加修改，提出《整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案》，即“戊辰学制”。“戊辰学制”分组织和系统两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了（1）根据本国国情；(2)适应民生需要；（三）增高教育效率；（四）提高学科标准；(5）谋个性之发展；(6）使教育易于普及；(7)留地方伸缩之可能等七项原则，第二部分为学校系统。第三节学校教育发展（2★选择）（一）初等教育三个阶段：1927-1937年是初等教育的稳定和发展时期，教育建设实行法制化；抗日战争时期，时局动荡中仍能维持一定发展；抗战胜利后，受到扼杀。（二）中等教育三个发展阶段：在统治的最初十年里，通过一系列中等教育法规的颁布，保证了中等教育的发展。抗战时期由于采取“抗战救国”方针，中学数量增长较快。抗战胜利后，全国中学的数量达到最高点。（三）高等教育国民党政府时期的高等教育，前十年可以说是稳步发展，逐步定型。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一般时期里开始下挫，但到抗战胜利后，大学学校和学生数量都达到最高点。（四）抗战时期的学校西迁抗日战争时期，为保存国家教育实力，国民政府将沿海地区不少著名大学西迁，高等教育的基本不仅得以保存，还获得了一定发展。使抗战时期中国的高等教育呈发展态势，学校和学生数比战前有较大增长。第四节对学校教育的控制加强（一）中小学校的童子军训练童子军是一种使儿童少年接受军事化教育训练的组织形式，于民国初年传入我国。1926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由中央青年部组织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委员会，统辖广州革命政府区域内的童子军组织和教育活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央青年部撤销，于国民党中央训练部下设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司令部。1928年5月，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童子军总章》，规定凡12-18岁之青少年皆须入伍受童子军训练。1933年10月，中国童子军总会筹备处公布《中国童子军总章》，其中规定：中国童子军“以忠孝仁爱和平为训练之最高原则”，以“智、仁、勇”为教育目标。1934年11月1日，中国童子军总会正式成立，蒋介石为会长。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7月31日，中国童子军总部颁布《 童子军战时服务大纲》 ，对童子军的组织和训练更为加强。同年11 月，教育部公布《 中国童子军战时后方服务训练办法大纲》 ，强调童子军活动为战时需要服务。（二）高中以上学生的军训1927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的《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提出了“各学校要增设军事训练”。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炮轰济南，制造了“五册”惨案。激于民族义愤，大学院下令全国专门学校一律增加军事教育课程，1929年1月，教育部颁发《修正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方案》，规定高中以上学校军事科每学年三学分两年共六学分，1933年3月，蒋介石下令国民政府军政部、教育部、训练总监部：凡高中以上学校学生军训不合格者，不得补考、投考大学。这就将军训作为完成学业和升学的必要条件。

教育学发展阶段的六大流派包括：1、实验教育类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美一些国家兴起的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法研究儿童发展及其与教育的关系的理论。其代表人物是德国的梅伊曼和拉伊。实验教育学反对传统教育学思辩式的和经验式的研究方法，比较强调定量研究的方法，但由于受实证主义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其倡导的实验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2、文化教育类又称精神科学教育学，是19世纪末以来出现在德国的一种教育学说，代表人物有狄尔泰、斯普朗格、利特等人。文化教育学深刻影响了德国乃至世界20世纪的教育学发展，在教育的本质等问题上给人以许多启发，不足之处是思辩气息很浓，在解决现实的教育问题上很难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3、实用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的一种教育思潮，代表人物是美国的杜威、克伯屈等人。实用主义教育学以美国实用主义为文化为基础，是美国资本主义精神的教育学表达，对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理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推动了教育学的发展。不足之处是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系统知识的学习，忽视了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忽视了学校的特质。其影响在50年代以后逐渐减弱，但在强调知识创新及学生探究、创造素质培养的20世纪末，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又出现了复兴的迹象。4、制度教育类20世纪60年代诞生于法国的一种教育学说，代表人物是F·乌里、A·瓦斯凯、M·洛布罗等人。制度教育学关注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重视教育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制度问题对教育的影响，促进了教育社会学的发展。但是，制度教育学过分地依赖精神分析理论来分析制度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5、马克思教育类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教育问题的论述；一部分是苏联和我国的教育学家们根据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包括教育原理）对现代教育一系列问题的研究结果。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为教育学的发展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实际教育学研究过程中，许多人没能很好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往往犯一些简单化、机械化的毛病，这是我们在学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应当特别注意的。6、批判教育类20世纪70年代后兴起的一种教育思潮，也是当前在西方教育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教育思潮，代表人物有美国的鲍尔斯、金蒂斯、阿普尔、吉鲁，法国的布厄迪尔等。世纪之交的批判教育学仍在发展之中，可能会对21世纪的西方教育理论乃至我国的教育理论产生相当的影响。扩展资料：教育学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萌芽阶段、形成阶段、多样化发展阶段、深化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学科萌芽阶段。主要特征是教育学还没有从哲学、政治学、伦理学中分化为独立的学科。第二阶段：学科初步形成阶段。主要特征是教育学成为一门原始状态的独立学科。第三阶段：学科发展阶段。教育学在整体和局部，上都向着科学化方向发展。第四阶段：学科现代化阶段。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的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促使教育学向现代化方向发展。21世界范围内教育学的理论的来源，研究实践的领域依然是把西方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应用于经济发展为核心的以学校教育为主要手段的发展模式上，这种模式对发展经济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所起的巨大作用和贡献是不言而知的，眼前的问题是素质教育，是人格魅力问题。社会解决经济问题后如何实现健康发展问题，这应该是未来教育学应该考虑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健康是生理、心理和适应力的结合体，不健康的人群不仅仅伤害自己和别人，也在破坏和浪费人类地球上的资源和财富，所有不健康的现象和行为给人们带来的损失和负面消极影响绝对不亚于物质财富。人的思想意识的教育问题，西方经济和社会学家们是不能也没有彻底解决的。这就是教育发展的方向。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教育学（社会学科）

去百度文库，查看完整内容>内容来自用户:蕉下客中国AI+教育行业发展研究报告2019年摘要校外教育在线化蓬勃发展，校内教育信息化稳中求进，资本与市场驱动消费体验升级，政策与技术促进服务质量提升，校内外教育市场供需缺口凸显，亟待智能化解决方案加速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以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实现教育个性化。SMS参与者众，五类玩家打法各有千秋，覆盖面广，四类场景渗透程度不一。ToC方面，外围教学环节AI程度高，内核教学环节仍在探索，ToB方面，管考场景商业化落地进程较快，但底层数据尚未打通，真正实现千人千面教学为时尚早。整体市场规模超400亿，泛AI产品的渗透率不高，B端对AI解决方案直接付费的意愿更强，受教育用户较长的技术接受周期影响，C端商业化难度较大。主要应用当中，口语测评与拍照搜题的用户渗透率较高，但人工智能自适应仍在探索。走班排课与校园安全是学校的刚需，校内外AI课堂正同步推进，其中海量数据的获取与利用成最大障碍，智能化程度较低，教学效果有待验证。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其对AI+教育的发展理念基本达成共识，即以学习者为中心，从外置型技术辅助走向内融型技术渗透。学界将继续挖掘教学目标与机器规则的可适配性，开发特定教育场景下的关键技术，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业界玩家而言，具备差异化竞争优势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将成为其竞争的突破口，可在当前关注度不高的特殊教育领域或者其他细分赛道当中探索应用场景。2中国AI+教育行业发展背景：星星之火1中国

学校教育的发展史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摒弃“模式”，复归“传统”。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 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从1966年开始的 “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二、传统与移植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 “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 “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1922年，毛泽东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在 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 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毛泽东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应该说，较之1957年毛泽东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考虑到20世纪 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1985年5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94年7月，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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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二、教育学的历史发展 在公元前约403—221年期间的《学记》是世界上最早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著作。但是，作为教育科学体系中一门独立的学科，教育学是在总结人类教育实践经验中逐步形成，经过长期积累而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如孔子、孟子、荀子、墨子、朱熹等和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古罗马的昆体良等在长期教育实践中所作出的经验总结，为教育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随着社会和教育实践的发展，教育经验、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日益丰富。一般认为到了17世纪，捷克教育家扬·阿姆斯·夸美纽斯（J．A．Comenius，1592—1670）所著《大教学论》（Great Didactic of Comenius）（1632）是教育学产生的标志。而最早以“教育学”命名的专著则是19世纪初德国教育家约翰·菲力特力赫·赫尔巴特的著作《普通教育学》（1806）。七、教育学的发展现状与发展前景 21世纪现在世界范围内教育学的理论的来源，研究实践的领域依然是把西方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应用于经济发展为核心的以学校教育为主要手段的发展模式上，这种模式对发展经济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所起的巨大作用和贡献是不言而知的，现在的问题是素质教育也就是人格魅力问题。 社会解决经济问题后如何实现健康发展问题，这应该是未来教育学应该考虑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健康是生理、心理和适应力的结合体，不健康的人群不仅仅伤害自己和别人，也在破坏和浪费人类地球上的资源和财富，所有不健康的现象和行为给人们带来的损失和负面消极影响绝对不亚于物质财富。人的思想意识的教育问题，西方经济和社会学家们现在是不能也没有彻底解决的。这就是教育发展的方向。 人的知识，能力，技能和思想境界及幸福和谐的家庭，加上良好的社会环境是个人伟大成就的根本，现在以学校和社会主流，以应试和经济为表象的教育是不太适应时代发展潮流的。研究素质教育的理论及具体实践方式是教育的重心。 完成教育中心的转移问题是面临当代教育工作者的主要问题。这是个本世纪必须要解决的共识问题。参考资料：http://ke..com/view/4275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