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安全研究

国际安全理论总是首先对“安全”本身的概念进行界定，虽然不同的学者对“安全”的文字定义略有不同，但是综合起来，一般认为“安全”是一种没有危险、没有恐惧、没有不确定性的一种状态和对这种状态的追求，同时，安全也表示一种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使用和再生产价值的能力和与其他主体之间的一种平和的关系。涉及安全问题的国际关系理论，从总体上说主要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流派（朱立群，2002）。一、现实主义的国际安全观现实主义的国际安全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国际系统的基本结构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即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第二，国际系统中的主要行为主体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主权国家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第三，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系统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一种竞争关系，国家为了保障生存，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而不可能将其安全建立在别国善意的基础上。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现实主义认为与实现各国安全紧密相关的国际秩序有两种：一是势力均衡；一是霸权稳定。势力均衡作为一种安全秩序，被现实主义视为国际政治中必然的和唯一的结果，对于保持国际社会的稳定是必不可少的。按照现实主义的说法，均势在历史上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并不是两个孤立国家之间的均势，而是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同另一个联盟之间的关系。“势力均衡的逻辑经常导致国家间针对共同敌人的结盟与合作。”联盟导致的合作是现实主义非常肯定的一种理性合作。在现实主义眼里，均势体系中的合作并未改变国际关系冲突的本质，因为联盟的合作是各国为了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相互利用，是与针对第三方联系在一起的，它反映的是权力的分布和权力的竞争关系，是势力均衡的需要。一旦共同的敌人消失，安全合作也就不复存在了。合作中形成的制度或机制，也是国家以力量分布现状为基础根据自身利益所进行的讨价还价的结果。霸权体制在现实主义看来也能带来稳定并进而给主权国家带来相对的安全。但霸权稳定与均势稳定不同，均势的目的除了保持体系的稳定外，还力求保存体系内的主权国家的独立和完整；而霸权的稳定，则允许霸权国家破坏和侵犯其他主权国家的利益和权利，凌驾于别国之上。由于霸权国地位的维持与整个国际系统的稳定联系在一起，因此，国际系统的稳定往往符合霸权国的根本利益。为此，霸权国愿意向国际社会提供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国际系统均衡所需要的公共产品，霸权的实力也为国际安全和秩序的稳定提供必要的保障。与此同时，霸权国家的政策在给自己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使那些期望并能够利用国际政治经济现状的国家得到好处，并使这些国家愿意接受霸权的领导。二、自由主义的安全观自由主义安全观是与现实主义截然相反的一种安全秩序的理论。它主要阐述了以下观点：1.集体安全理论“集体安全”是自由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安全秩序观之一。集体安全主义认为：世界各国人民在饱受战争之苦以后，已经普遍相信世界和平是值得付出努力去追求的，任何地方发生的侵略都是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各国愿意努力维护现状，从而维持世界的稳定。各国相信维护现状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并坚信集体安全体系的公正性和有效性。“集体安全”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以众对一”，即认为任何侵略行动都将遭到其他力量的联合反击，它反对所有的侵略行径。另外集体安全还假定，被侵略者总是能够获得集体安全组织其他成员国的支持和帮助，因而拥有比侵略者更大的力量。集体安全理论提出的最重要的规范是要求各国放弃使用武力来改变现状。集体安全还认为，国家之间应该互相信任，这是集体安全体系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2.国际制度理论与合作安全这一理论提出，在相互依存时代，自私、理性的国家行为体有可能通过合作实现自身利益，制度可以为国际合作架设桥梁，使合作稳定有效。所谓国际制度是“在国际关系中各国政府一致达成的与特定相关问题联系的带有明确规则的制度”。其功能主要表现在：第一，制度可以提供可靠的信息，增强透明度，减少合作者对合作伙伴的担心，克服因市场失灵而带来的困难，从而使行为体愿意合作，并通过合作获得帕累托最优解。第二，制度可以提供惩罚功能，对于行为体的欺骗行为给予惩罚，使其收益低于成本。3.民主和平、仁慈霸权与安全共同体民主就是和平、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作为国际安全的一种重要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并且日益完善和发展，到90年代已成为一种强势理论。民主和平论的基本观点是：民主国家很少或基本上不与其他民主国家发生战争；民主国家的战争行为都是与非民主国家之间进行的；民主国家的数目越多，世界永久和平的希望越大。与自由主义流派密切关联的“安全共同体”理论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是90年代呈上升的趋势。一般说来，安全共同体理论有三个特点：第一，一个共同体的成员通常在身份、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方面享有共识。第二，同一共同体的成员国在许多方面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相互交往不局限于特定的或孤立的领域，交往方式也并非是间接的；第三，共同体通常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一种反映利益互惠，甚至被理解为一种义务和责任的利他主义。官方服务官方网站

有很多关于这个方面的个安全专业的作用，但是还是要看你自己选择哪个方向才是正道。

美国外交；俄罗斯外交；中东国际关系；亚太国际关系；当代国际关系；欧洲国际关系；国关理论；经济外交；中国对外关系。大致就这些吧，每个学校都不一样，这里主要是外交学院的方向。

如果没有实行政（和谐）改的话，国内的形式是阶（和谐）级（和谐）矛（和谐）盾深化，因为有句成语叫贪赃枉法，贪赃一旦出现，不给于有力打击的话，枉法就会接踵而至，枉法的效果就是伤害百姓。国际形式上，大家依然会把你看成一个异类，继续排挤和孤立。中国未来面对的国际安全依然会处在高度危急态势中，这种状态来子美国对中国经济崛起的畏惧感，干扰中国经济崛起是美国的长线战略任务，挑拨中国周边国家对抗情绪，收获通过战争消耗中国军事力量、经济实力是美国的终极目标。解决这个问题继续压制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稳定国际警察地位，巧取豪夺更多资源、利益最大化是美国政府的功能和使命。如何破解美国人的阴谋得逞，比较有效的是强有力的外交手段和经济利益牵制作用，国家功能实际上就是经济集团的组合体，经济利益最大化是聪明国家的首选，相信中国政府的智慧、能力，团结各族人民应对外患威胁，保护崛起的起跑距离把和谐理念推向世界，是中国政府的奋斗目标和最大收获。

内容提要：现代保险具有保障、资金融通、社会治理三大功能。保障功能主要体现在分散风险、经济补偿或给付、促进社会安定等方面；资金融内容提要：现代保险具有保障、资金融通、社会治理三大功能。保障功能主要体现在分散风险、经济补偿或给付、促进社会安定等方面；资金融通功能主要体现在资金积聚和资金运用方面；社会治理功能主要体现在社会稳定器作用、参与社会风险治理、保障交易启动消费、优化金融配置、减少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纠纷、补充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保障功能是与保险相伴而生的，它是保险的本质和核心，也是区别于银行、证券的显著特征；资金融通和社会治理功能则是保险随着经济发展，在其保障功能基础上产生的衍生功能。现阶段，我国保险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功能。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对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十分有利，保险功能的发挥有较大的机遇和潜力。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人们风险意识的提高，保险，作为一种经济保障制度，在保障经济、促进改革、稳定社会、造福人民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被誉为社会的“安全网”和“精巧的稳定器”。随着现代保险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中发挥功能的不断延伸，客观上要求对其功能的熟悉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这对于正确把握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方向，将保险业的可持续发展融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现代保险的三大功能及其之间的关系现代保险的三大功能随着保险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保险已逐渐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保险的功能也得到了空前的发挥。现代保险至少具有保障、资金融通、社会治理等三大功能。1.保障功能。这是保险的基本功能，是由保险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该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分散风险。现实生活中，人们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种种风险，而风险的发生是不确定的，保险是一种有效的风险转移机制。人们之所以购买保险，并不是因为保险本身具有消除各种风险的特质，而是通过保险这一制度能将人们面临的各种风险转嫁出去，交由专门经营风险的保险组织承担，并且在既定的风险事件发生后，人们能够从保险组织那里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从而摆脱因风险事件造成的困境，解除人们在生产生活等活动中的后顾之忧。经济补偿或给付。即在风险发生时，保险人在约定的责任范围内，按照保险财产实际损失数额或者约定金额给予赔付，从而保障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连续进行，或者避免被保险人及其家属在生活上陷于困境。促进社会安定。美国闻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人类需要五个层次理论，即生理、安全、爱与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其中，安全的需要包括物质上的劳动安全和职业安全、经济上的生活安定和未来保障、心理上的免于灾难威胁和安全感。保险作为一种经济保障制度，通过分散人们面临的各种风险，并对因风险事故造成的意外损失给予经济上的补偿，能够弥补人们所遭受的不幸损失，消除人们对未来生活的忧虑和惧怕心理，从而达到安定社会的目的。无数事实证实，每次灾难与风险的爆发尤其是重大灾难与风险的爆发，往往是保险的保障功能发挥最充分的重要契机，因为灾难能够唤醒人们的风险意识，而这正是保险业赖以发展的客观基础。我国自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经历过无数次大的自然灾难，每次大灾的爆发均带来过一个保险业发展的高峰。2003年“非典”疫情肆虐，推动了保险业的迅速发展，因为“非典”疫情的蔓延，大大激发了人们的健康意识和风险保障需求，人们对保险保障功能的熟悉也就更为深刻。如2003年1-4月份，各寿险公司健康险保费收入就达55.3亿元，占人身险总保费的4.78％，较去年同期增长69.67％，增速远远超过养老金保险和人寿保险业务。可见，保险作为一种经济保障制度已逐渐为人们所接受。2.资金融通功能。这是保险的衍生功能，是在保险基本功能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该功能随着现代保险业、尤其是寿险业的迅速发展和金融环境的不断完善而越来越突出。所谓资金融通，是指资金的积聚、流通和分配过程，保险的资金融通功能主要指保险资金的积聚和运用功能。具体来说：资金的积聚。保险公司主要通过销售保险产品等渠道，吸引、积聚社会闲散资金，促使社会资金从各个行业流向保险公司。保险资金的积聚功能，对社会储蓄具有一定的分流作用，有利于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资金的运用。保险经营的长期性，使得保险公司进行资金运用成为可能。为了确保未来偿付能力的充足性和保证经营的稳定性，保险公司必须进行资金运用以提高保险资金的收益率，这主要通过保险资金从保险公司流向资本市场而实现，保险公司则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机构投资者。资金融通功能与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密切相关。在“银行主导型”的传统金融市场中，金融资源配置方式主要是通过银行的间接融资来完成的，保险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功能受到极大的抑制。随着经济的发展，非凡是金融创新的日新月异，保险资金融通功能发挥的空间非常广阔，保险业已在金融市场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是资产治理和股市的重要参与者，持有很大比例的上市公司股票，市值很高。如1998年全球40％的投资资产由保险公司治理，保险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市值占整个股票市值的比重，美国为25％，欧洲为40％，日本为50％。由于保险资金具有规模大、期限长的特点，充分发挥保险资金融通功能，一方面可以积聚大量社会资金，增加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分散居民储蓄过于集中银行所形成的金融风险，有利于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可以为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长期的、稳定的资金支持，改善资本市场结构；同时，也能够为保险资金提供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满足保险资金对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的要求，从而实现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有机结合和协调发展。正是由于保险具有资金融通功能，进而具备了金融属性，因此保险业便与银行业、证券业一起成为金融业的三大支柱。3.社会治理功能。现代保险对于社会的治理，不同于以国家为主体的“他我治理”，也不同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部门治理，而在于通过其各项功能的发挥，能够促进、协调社会各领域的正常运转和有序发展，即起到“社会润滑剂”的作用。社会治理功能是保险的又一衍生功能，随着保险业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断巩固和增强，该功能日益突现。主要表现在：保险通过发挥经济补偿或给付功能，一方面使得保险基金在广大被保险人之间实现了社会再分配，另一方面为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提供强有力的经济保障，熨平社会发展中的不安定因素，客观上起到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参与社会风险治理。保险的经营对象是风险，保险进行风险治理，主要体现在防灾防损工作上，其最大特点就在于积极主动地参与、配合社会防灾防损部门开展防灾防损工作。一方面能够有效承担风险治理的社会责任，有利于增强偿付能力，降低投保人支付成本，提高自身经济效益，另一方面通过积累大量的损失统计资料，可以为社会防灾防损部门进行风险治理提供可靠的依据，同时能够培养投保人的风险防范意识，尽可能地减少社会财富的灭失。保障交易，启动消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双方往往会面临各种风险，尤其是信用风险，而风险的存在会阻碍商贸交易活动的／顷利进行。由于保险的介入，可以将交易过程中的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承担，不但能够提高交易双方的信用度，减少交易双方的纠纷或分歧，促成交易的成功，而且还能够启动社会潜在消费，扩大内需，如出口信用保险、住房按揭保险、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等等。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例如，保险资金融通功能的发挥，一方面通过积聚大量的社会闲散资金，化零为整，起到分流社会储蓄、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以及分散金融风险的作用，一方面又通过资金运用，参与资本市场运作，对于推动资本流动、实现金融资源在全社会中的合理配置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减少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纠纷。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责任保险得到了迅速发展，如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能使受害人得到及时救治和经济补偿，减少致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经济纠纷，从而起到安定社会的作用。补充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被誉为“社会的减震器”，它为社会提供诸如养老、医疗、失业、救助等方面的基本的经济保障。而商业保险则为社会提供较高水平、多层次的保障服务，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保障需求，是对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补充和完善。正确熟悉三大功能之间的关系在现代保险的三大功能中，保障功能是与保险相伴而生的，它是保险的本质和核心内容，也是保险区别于银行、证券的显著特征；资金融通和社会治理功能则是保险随着经济发展，在其保障功能基础上产生的衍生功能。三者之间是一种本质与衍生的关系。简言之，前者是基础和前提，处于主导地位，后两者产生于前者并服务于前者，处于从属地位，并以不断完善前者的作用内容和扩大其影响范围为主要职责。随着保险衍生功能的逐渐发达，如投资型保险产品的推陈出新，在实践中有人不断将保险的最本质功能——保障功能加以弱化甚至忽略，过分强调保险的投资功能、夸大保险产品的投资回率，恰恰漠视了广大刚刚摆脱温饱的消费者对于保障型险种的巨大需求，轻易诱使保险消费者形成“轻保障、重收益”的非理性消费理念，表现在：消费者在购买保险产品时，不是根据自身风险状况和经济承受能力，而是热衷于与投资型险种进行片面的比较。这对我国寿险业长远发展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视。二、现阶段我国保险业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功能及其影响因素我国保险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功能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我国保险业在党中心、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非凡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都得到了长足发展，给保险业带来了极为难得的发展机遇，保险业的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在促进经济发展、扩大就业、稳定社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主要表现在：保障功能得到有效发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资保险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其保障功能日益突出。2002年，国内保险深度3％，保险密度237.6元，承保风险总金额533406亿元，保险业共支付保险金700多亿元。非凡是在特大自然灾难和突发社会事件中，如1998年特大洪水、2002年两次空难事件以及2003年抗击“非典”斗争中，保险公司及时组织赔付或者适时推出满足人们需要的保险产品、服务项目，切实发挥了保险的经济补偿职能。资金融通功能进一步加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险是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国内保费收入为3053.1亿元，占居民储蓄余额的3.5％，保险业可运用资金余额达5799亿元，保险已对社会储蓄形成一定的分流作用，且在国债、证券投资基金等资本市场上逐渐占有一席之地。社会治理功能日益突出。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发展，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人们对于养老、医疗、健康、失业等方面的保障需求日益迫切，现代保险在稳定社会方面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现阶段促进保险业功能充分发挥的有利因素1.党的十六大提出：“必须把发展作为我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是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思想的深化和拓展，对于加快我国保险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十六大确立了我国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新目标包含着经济总量的增长、经济体制的完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等多项综合指标，蕴含着全民共享、全面进步的深刻内涵，需要各行各业共同奋斗，加快发展，作为充当社会稳定器的保险业也概莫能外。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需要保险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保障服务，对保险业提出了新的历史要求，同时也为保险业提供了难得的发展空间。2.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化，为保险业功能的有效发挥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在我国，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家庭结构小型化，人们养儿防老的观念发生了变化，目前社会保障体制正在进行深刻变革，原来依靠国家和单位养老、医疗保健的想法也得加以转变，因而商业保险的发展潜力非常大，需要商业性养老、医疗保险等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补充和完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治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将会把保险作为防范风险、保障经营的重要手段，对保险的需求会越来越大。3.我国正在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扩大内需、扩大出口和西部大开发等战略措施的实施，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和进出口贸易等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这些都要求保险业提供相应的风险保障。4.随着国民收入提高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风险因素明显增加，居民的风险意识逐渐增强，保险需求也会随之增加。同时，由于法制建设的不断健全，各项责任保险也将成为企业和个人转嫁责任风险的保障需求。5.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关键在于加快经济发展。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要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必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防范金融风险。保险是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保险业在金融业中的地位将不断增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的空间会很大。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02年国内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8.7万亿元，储蓄率高达39％，而在保险业发达国家，居民储蓄率普遍低于10％。根据央行所作的居民储蓄存款动机问卷调查，在银行储蓄中，以养老、教育、防病、失业等为储蓄动机的比例达44.5％，且这一比例有逐步上升趋势。上述动机的储蓄都是长期资金，在发达国家，通常用于购买保险而不是银行存款。这说明，8.7万亿元居民储蓄中约有4万亿元与保险业具有较大的相关性和可替代性，相当于我国保险业现有总资产的6.6倍。6.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深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保险作为支持国际竞争不可或缺的手段，将有更大的用武之地。与此同时，我国保险市场将全面对外开放，这不仅带来了挑战，也为我们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7.由于受到国际经济形势和9.11恐怖事件的影响，全球保险业正面临重大调整和变革，这是国内保险业加快自身发展、尽快做大做强、迅速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有利时机。综上所述，当前国内国际形势对我国保险业的发展都十分有利，保险功能的充分发挥理应有较大的机遇和潜力，因此加快发展是必然趋势。制约保险业功能充分发挥的消极因素1.发展不足是主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险业快速发展，经营主体不断增加，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对外开放步伐加快，保险监管体系初步形成，为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我国保险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总体发展水平仍然很低，无论在质的方面还是在量的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距。尽管保险业保持着年均30％以上的增速，但这是在较低水平上形成的高速度。当前，保险业整体规模小，体制创新、产品和服务创新能力不足，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低，远远落后于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相适应，人们的风险意识和保险意识还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保险还没有渗透到经济的各行各业、社会的各个领域、生活的各个方面，保险的各项功能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可见，发展不足是当前制约我国保险业功能充分发挥的最大实际。2.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不够是直接因素。产品和服务是保险业发展的基本要素，保险业功能的发挥最终体现在产品和服务上。从表面看，制约我国保险业功能充分发挥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保险的熟悉不够，风险意识和保险意识薄弱，但其根本原因在于保险业自身。一是保险产品创新能力不足，产品结构比较单一，品种不够丰富，与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些产品发展缓慢，无法满足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对保险产品的多样化需求；二是服务创新力度不够。由于保险产品是非凡的无形商品，专业性强，加之保险条款表述的非通俗性，使得许多人对保险不甚了解，因此保险产品不像实物商品那样一看就知道该不该购买，而必须通过营销和服务才能让人们了解和熟悉，但是目前保险业的营销和服务水平已远远不能满足消费者的要求，保险服务意识不强、服务不到位的现象比较突出，人们普遍对保险业缺乏信任。3.保险业的快速发展与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狭窄之间的矛盾，抑制了保险资金融通功能的有效发挥。承保和资金运用并称为保险公司两大业务支柱，其中资金运用业务已经取代承保业务而成为保险业的主要收益来源。大量的保险基金只有通过资金运用才能保值增值，才能确保未来的偿付能力充足，这是由保险经营的非凡性决定的。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保费收入年均增长30％以上。截至2002年底，我国保费收入增速达44.7％，保险资金运用余额为5799亿元，预计到“十五”期末，保险业可运用资金将超过1万亿元，不充分发挥这部分金融资源支持经济发展将是巨大的浪费。由于种种原因，出于资金安全性的考虑，目前国家在保险资金运用渠道上采取了过多的限制性规定。但随着保险业的快速发展，保费收入的高速增长与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狭窄之间的矛盾将会日益突出，直接影响到保险偿付能力和经营的稳健性。据统计，在现有资金运用政策的作用下，我国保险业的资金运用组合中，银行存款占51％，国债及回购业务占33％，公司债券占7％，投资基金占6％，其他占3％；而在欧洲，现金和银行存款仅占1％，股票占37.1％，债券占35％，贷款占12.1％，不动产占5％，其他占9.8％；在美国，现金和银行存款占3％，债券占53％，股票占30％，贷款占9％，不动产占1％，其他占4％。由此可见，我国保险业可运用资金大量投向银行存款，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保险资金融通功能的发挥：一是弱化了保险对储蓄的分流作用，使得保险从居民储蓄中分流出来的大部分资金又重新回流到银行，需要通过银行进行“二次交易”后再融资出去，增加了交易成本，不利于引导储蓄向投资的转化，降低了保险业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效率；二是增加了资金在银行过于集中所形成的金融风险，降低了资金运用收益率；三是阻隔了保险资金与资本市场的有机联系，保险资金不能有效利用资本市场进行投资，以满足其对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的追求，同时资本市场也会因缺乏保险资金的强力支持而不利于资本结构的优化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4.现阶段保险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不佳。一是事关保险业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和健全，滞后于当前保险业快速发展的实际；二是现有的部分宏观政策、税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保险业的快速发展；三是部分地方政府没有把保险业当作一个产业来对待，少数地区职能部门强制干预保险公司正常经营活动以及多头执法、重复监管的问题比较突出；四是人们对保险的认可度不高，存在片面的熟悉，而保险误导、欺诈宣传又增加了人们对保险的不信任感。以上这些不利因素说明，目前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满足不了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保险需求，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局不相适应。假如不尽快扭转这种局面，保险业就难以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中担负起应有的历史责任。三、充分发挥保险业务项功能的建议加强保险宣传力度。随着保险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深入，广大消费者的保险意识和对保险业的认知程度虽然在不断提高，但熟悉有一个过程，因而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宣传保险的功能，持续提升保险业的社会影响力，让人们逐步接受它，并且自愿地为自己的未来买保险。重塑保险业的社会信用。社会信用是保险业的生命线。发挥保险业的各项功能，必须保证保险业具有良好的社会信用。为此，要加强舆论宣传，积极倡导诚信经营的理念，通过引导保险公司进行产品和服务创新以赢得良好的社会信誉；要加强保险监管，真正维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的保险市场秩序，保证整个保险业的偿付能力，与银行业、证券业一起共同维护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稳定。保险业要树立全新的发展观。一是既要看到当前保险业发展的有利时机，提高对加快发展必然性的熟悉，又要看到我国保险业存在的巨大差距，增强对加快发展重要性和紧迫性的熟悉；二是当前我国保险业发展初级阶段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要树立“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指导思想，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一切问题都应围绕发展主题来考虑和解决，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应果断改变；三是发展的概念不仅是指业务规模的扩大，更重要的是结构的优化、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只有结构优化了，质量和效益提高了，保险业才能形成良性循环，发展才有后劲，才是健康的发展；四是我国保险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决定了发挥保险业的各项功能必须循序渐进，既要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又要紧密结合我国国情，不断探索，稳步推进，正确处理好加快发展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关系。积极为加快保险业的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一是保险经营者要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密切关注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热点问题，大力开发新产品，尤其注重开发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具有广泛社会需求的保险产品，同时努力创新服务方式，丰富保险服务的内涵，将服务渗透到保险消费的各个环节。二是保险消费者要不断增强保险意识和维权意识，善于利用保险作为转移自身风险的一种有效手段。三是保险监管者要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努力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大力转变监管方式，提高监管透明度，积极推进各项市场取向改革，减少对保险经营的不必要干预，同时加大对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戒力度；积极探索保险资金运作机制和治理体制的改革，不断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并支持有条件的保险公司设立保险资产治理公司，不断提高保险资金运用的安全性和收益率；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完善保险市场供给主体；逐渐转变监管的重点，实行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切实防范和化解保险经营风险；金融业内部要加强协调和沟通，做到三者之间既合理分工、又密切合作，实现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共同防范金融风险。四是政府部门要高度重视保险业在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认真研究制定保险业发展规划，赋予税收优惠政策，以支持保险业的长远发展，如个人购买长期商业养老保险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对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免征营业税政策、对强制性和政策性保险的减免税收政策，等等。

1、传统安全威胁（1）军事安全：A、美国已经对我国形成全线包围：从东部的韩国、日本，到南部的菲利宾、新加坡、泰国，再到西部的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美国在这些地区都建有军事基地，并跟台湾维持特殊关系胁迫中国，跟印度和蒙古积极发展战略联盟关系，对我国已经形成全线包围。B、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中日历史性的、发展性的冲突没有消除，日本是我潜在的、地区性的战略对手，围绕钓鱼岛归属、东海油气田开发等产生的争端令中日难以真正友好相处，日本是我国东部大患。C、印度不甘寂寞，积极发展军备，并无端拿我国作为其发展军事力量的借口，中印之间还存在领土争端，西南安全也不容乐观。（2）经济安全：A、经济结构比例失调，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高投入低产出问题没有解决，长远发展不容乐观。B、能源缺口扩大，进口依赖度急升，能源战略尚未形成，严重危及国家安全。C、信息专业人才短缺，相关产业技术受制于人，信息安全形势严峻。（3）政治安全：A、意识形态的对立令我们短期内难以消除西方的敌视，西方亡我之心不死，我国在政治上的困局就难以摆脱。B、执政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4）文化安全：A、西方文化已经对我国全面渗透，严重冲击我国的文化安全。B、传统文化发展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有被淘汰的危险。2、非传统安全威胁（1）分裂活动、恐怖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活动猖獗，影响我国家安全。（2）突发事件增多，传播快、范围广、影响大，而我国的危机管理机制还有待完善。二、对策建议：1、认清形势，把握主流，营造单元周边态势的同时推动世界多极化。A、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反对单极世界，为我国营造和平环境；推动周边睦邻友好，周边多元化只会恶化国家环境。B、外交上主动出击，促进并主导区域整合。C、运用综合国力强化文化优势,中心辐射构建单元周边。2、端正观念，调整比例，建设全面发展的强国。A、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建设与大国地位相称的国防力量。B、合理分配陆海空力量，建设一支可以维护国家权益的强大的军队。C、胡萝卜加大棒，适时展示实力，表达善意而不是表现软弱。3、未雨绸缪，多方出击，构建国家能源战略。A、开发新能源，调整能源结构，摆脱后发劣势。B、增加国家能源储备，多样化能源来源，谋划安全运输通道。4、优化经济结构，掌握核心技术，加强宏观调控，平衡发展国民经济。5、信息公开，决策透明，防患于未然，构建危机管理机制。

　　1、“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可忽视　　2006年四国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8.6%，远高于传统的美、欧、日三大经济板块。2006年全球股市“金砖四国”表现最佳。四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GDP的比重由2001年的8%上升到2006年的11%以上，而同期美国则由占世界GDP比重的32%下降到27.5%，日本由13%跌到9%。2007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5.2%，其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为8.1%。全球经济增长的50%来自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8年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10.0%、8.4%、4.O%和6.5%。世界银行等机构的研究报告认为，2008年全球经济增长的50%来自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整个新兴市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60%。　　2、“金砖四国”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　　金砖四国的崛起在国际上的影响表明他们非但没有造成对其他国家的威胁，而且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为世界经济的均衡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作为当前全球经济的最大新兴市场体，“金砖四国”无论是市场消费总量还是发展潜力都堪称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新动力源。　　3、“金砖四国”改变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　　经济上，“金砖四国”的崛起需确保自身的核心利益和发展，它们的大量外汇储备要求合理增值，不可能继续长期放在一、两个国家而受制于人。金砖四国正在成为世界新的制造业中心；国际分工结构的调整和由此引起的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将带来全球贸易结构的调整、金融结构的调整。美元独霸世界金融市场的局面将难以持续。　　4、“金砖四国”加速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成为重要的平衡力量　　几百年来，欧美国家一直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主角，他们几乎垄断了全球的主导权，国际体系和规则基本是按照他们的利益确定的。现在的新兴国家大都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目前他们的总体实力还相对较弱，但随着彼消此长的力量变迁，世界将会发生历史性变化，世界格局将进一步朝多极化方向发展。“金砖四国”等新兴经济体正在颠覆以往的全球经济版图。它所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世界经济不再依赖美国而增长，“金砖四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表现已成为世界经济稳定的来源。这些国家以“大国”的姿态崛起并以集团的形式现身于世界舞台，这就很可能引起连锁反应和国际政治改组，而最终结束无可争辩的美国世界霸权。经济增长动力源的多元化必然削弱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经济基础，推动国际经济格局的多极化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这是后美国时代的必然过程。　　四、对中国的启示　　从分析危机实质可以看出，此次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影响将取决于三个方面：实体经济、金融开放水平，资源拥有情况。化解此次危机需要新经济学和经济学家。这是反衰退的基本出路。　　首先，要坚决控制好金融在资源领域的随意作为。既然资源型金融危机的实质是金融抛弃了实业，那么就要限制金融运动的边界。切断资源和金融自由发展关系的依据是：实业和金融构成市场，价值规律是市场的基本规律。而价值规律在资源问题上可能会不起作用，左右资源问题的关键是稀缺性和外

1、 价格稳定，即该成员国最近一年的通货膨胀率不应超出物价状况最为稳定的三个成员国平均通胀水平的1.5%； 2、 财政状况稳定，指成员国财政不应有“过度赤字”，一是赤字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应超过3%，二是政府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应超过60%； 3、 汇率稳定，指成员国货币的汇率波动至少在两年内保持在欧洲货币体系汇率机制所规定的正常波幅内，未对任何其它货币贬值； 4、 长期利率稳定，即成员国长期政府债券利率不得超过三个通货膨胀率最低的欧共体国家平均水平的3个百分点。参考资料：百度知道财政赤字率和债务率--马约标准与国际安全线 作者：罗云毅 文章来源：中国权威经济论文库 [摘要]在当前关于我国财政政策的讨论中，欧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提出的赤字和债务标准（以下简称马约标准）经常被有关人员引为所谓的“国际安全线”或“国际警戒线”，实际工作亦在某种程度上受这一标准的影响。然而这是值得讨论的。综合分析后，作者认为，如果一定要用赤字率和债务率来描述财政状况的可持续性的话，那么马约标准是一个在特殊历史条件下，针对“准地方政府”制定的、安全系数很高的风险控制标准。这个标准的安全系数是如此之高，以至欧盟自己也无法完全严格执行，不得不采取一些变通做法。因此，对社会经济条件各不相同的其它国家而言，该标准显然难以成为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国际标准。对一个大国的财政整体来说，其适用性更值得考虑。 在当前关于我国财政政策的讨论中，欧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提出的赤字和债务标准（以下简称马约标准）经常被有关人员引为所谓的“国际安全线”或“国际警戒线”，实际工作亦在某种程度上受这一标准的影响。然而这是值得讨论的。 一、马约标准是九十年代欧共体成员国加入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标准 欧共体马约，即《欧洲联盟条约》，因欧共体国家首脑于1991年12月在荷兰小城马斯特里赫特就条约内容达成协议而得名。根据马约规定，欧洲联盟有三大支柱，其一是经济货币联盟，其二是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其三是司法和警务合作。所谓马约标准，是就建立经济货币联盟而言的。 按马约规定，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欧洲中央银行并用统一的欧洲货币取代各成员国货币，实现使用单一货币。这一进程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1991年7月1日开始，主要任务是争取所有成员国货币加入欧洲货币体系汇率机制，取消外汇管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第二阶段从1994年开始，其任务是要实现各成员国的“经济聚合（即在通货膨胀、利率和财政稳定性方面较差的成员国应当接近较好成员国的水平）”，为第三阶段做准备。第三阶段从1997年开始，是最后阶段，其任务是最终实现统一货币和建立独立的欧洲中央银行体系。根据协议规定，在1996年底以前必须对各国经济运行状况进行审查。如多数国家不能达到经济聚合的标准，则第三阶段推迟到1999年初开始，届时由达标国家实行统一货币，而没有达到聚合标准的成员国将被暂时排除在欧洲经济货币联盟之外，即不能将它们的旧货币兑换为欧元并对所有商品和服务以欧元标价，但以后可在达标时随时加入。 在三阶段中，第二阶段是关键。由于当时欧共体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南北差距明显，各国政策也不尽一致，在欧共体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德国认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匆忙进入联盟最后阶段，不但难以实施统一的经济货币政策，而且很可能弱国拖累强国。因此，德国竭力主张在步入联盟最后阶段之前，成员国必须实现所谓“经济聚合”，达到相应标准才有资格加入联盟，并一再强调这是它接受联盟的核心条件。当时虽然某些南欧成员国，如意大利、葡萄牙、希腊对此颇不情愿，担心可能被长期排除在经济货币联盟之外，但由于德国的坚持，同时这一主张客观上符合走向联盟的实际需要，因此最终为大多数成员国所接受。为此，马约规定，在最终步入经济货币联盟最后阶段之前，成员国应当实现“经济聚合”，并明确制订了判断某一成员国是否已实现“经济聚合”的四项标准 ： 1、 价格稳定，即该成员国最近一年的通货膨胀率不应超出物价状况最为稳定的三个成员国平均通胀水平的1.5%； 2、 财政状况稳定，指成员国财政不应有“过度赤字”，一是赤字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应超过3%，二是政府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应超过60%； 3、 汇率稳定，指成员国货币的汇率波动至少在两年内保持在欧洲货币体系汇率机制所规定的正常波幅内，未对任何其它货币贬值； 4、 长期利率稳定，即成员国长期政府债券利率不得超过三个通货膨胀率最低的欧共体国家平均水平的3个百分点。 很显然，就其直接产生背景而言，马约关于财政赤字率和债务率的标准与其它三项标准一样，都只是欧共体成员加入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入围标准。尽管这一标准确是对财政稳定状况的某种度量，但其本身并不直接具有与财政可持续性，或与财政风险度相关的所谓“国际安全线”或“国际警戒线”的性质。 二、关于马约标准没有形成“国际安全线”的共识 鉴于欧盟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马约又第一次从财政稳定的角度提出了国际间财政状况比较标准，因此该标准在国际上财政可持续发展研究中有一定的影响，也确实有研究人员用马约标准与本国财政状况进行比较，这是不难理解的。但应当明确指出的是，时至今日，国际经济界并没有形成将马约标准作为 “国际安全线”或“国际警戒线”的共识。 第一、世界上主流经济学教科书都未将马约标准作为衡量一国财政状况的“国际安全线”或“国际警戒线”。例如在美国最新的一本流行公共财政教科书中，作者虽然对马约标准做了介绍和评述，专门指出关于政府预算赤字和债务的标准是要害，甚至谈到“美国在1997年就达到了该要求”，但还是没有就这一标准是否具有国际比较意义进行任何探讨 。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曼昆等著名经济学家撰写的经济学教科书虽然也都讨论了预算赤字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问题，但均未涉及马约标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迪里亚尼及其它一些经济学家在1998年还对马约的赤字标准提出了批评，认为财政政策的紧缩是欧洲高失业率的原因之一。这说明他们也没有将马约标准认同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安全线”或“国际警戒线”。 第二、世界银行等权威性国际金融组织也未将马约标准作为世界通用的、衡量一国财政状况的“国际安全线”或“国际警戒线”。例如在今年初世界银行对我国财政状况提出的研究报告 中虽然提到我国财政赤字率从1998年1.8%.上升到1999年的4%，然后又降到2001年的3.2%(原文如此)，同时也表示了对我国债务率的关注，并倾向于建议我降低赤字水平，但没有提到什么 “国际安全线”或“国际警戒线”。 第三、即使在欧盟内部，似乎也没有经济学家将马约标准上升为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标准。如欧盟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德弗莱涅先生就认为，欧盟各国为了加入货币联盟强行把赤字降下来，实际上限制了财政的作用 。又如对马约标准有深入研究的意大利教授Luigi L Pasinetti 1998年在《剑桥经济》发表了一篇题为“马约3%赤字率参数的神话与谬误”的文章 。对人们所关心的3%的赤字率和60%的债务率这两个关于财政可持续性的参数，他明确指出没有人能够给出任何似乎合理的解释。在推测60%的债务率标准或许是来自当时欧洲各国的大致的平均值（其中法国和德国与之比较接近）时， Luigi L Pasinetti教授对3%的赤字率标准持明确怀疑态度，认为无法证明这一标准是财政与货币稳定的绝对必要条件。值得指出的是，按Luigi L Pasinetti教授依据其模型对OECD国家的实际数据进行检验的结果，至1996年末，欧洲国家中只有意大利和比利时的财政状况是在可持续区域之内，而当时这两个国家的债务率恰恰是最高的，分别达到126.8%和124%！ 。 第四、近年来国际上对日本的经济状况讨论颇多，而且都注意到了其财政的赤字率债务率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但还鲜见有直接以马约标准为国际通用尺度衡量其可持续性的。其中的道理也很简单：如果以马约标准为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国际标准，则日本早在九十年代中期的赤字率就已超过这一标准（1996年为7.4%），那么日本政府在最近几年所执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早就应该停止了。而这样的政策主张显然并不符合日本经济的运行实际：在需求不振，利率水平为零，投资收缩，物价水平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尽管其赤字率和债务率已远远超过马约标准（2001年末的债务率高达130%），日本的财政政策显然还应保持其扩张性。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日本政府“削日本经济之足，适马约标准之履”，在最近几年不是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是以超过马约标准这一所谓的“国际安全线”或“国际警戒线”为由，转而执行收缩性的财政政策，削减公共支出，其经济运行状况显然将更加恶化。实际上，当1997年日本的经济状况刚有所好转时，日本政府为了减轻财政压力，随即调整了财政政策方向。其结果是对总需求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促使日本经济又一次进入萧条，这是应当引以为训的 。 三、马约标准与财政可持续性“安全线”的关系 虽然马约标准不是财政可持续性的“国际安全线”，但该标准毕竟是第一次对不同国家财政稳定状况提出的一种统一要求。因此，当考察财政可持续性“安全线”或财政风险控制线问题时，马约标准的性质，或其与财政可持续性的“安全线”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一个不可回避、挥之不去的问题，要求人们做出回答。 无论是现代经济实践还是经济理论都不能提供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科学的财政可持续性度量标准，这使得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很困难，但我们可以从马约标准产生的背景特征中找到某种研究线索。 第一、马约标准本身具有相当弹性 在明确地将3%的赤字率和60%的债务率作为衡量成员国财政赤字是否“过度”的参考值的同时，为保持一定的灵活性，马约又提出了一些变通条件 ，使得马约标准本身具有相当弹性。例如对赤字率标准，条约规定，如果成员国赤字率高于3%，但明显地持续下降并接近3%，或仅是例外地或暂时地略高于3%，则不应被视为“过度”。但对什么是“明显地持续下降”，什么是“例外”、“暂时”或“略高”，条约均没有给出明确的数量界限。应当承认，尽管如此，赤字率标准在实践中执行得很好，1997年以来还没有哪一个成员国的赤字率超过该标准的。债务率标准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由于一些欧共体国家，特别是意大利和比利时的债务率与马约标准相差甚远，要求其很快降下来不现实，因此条约也提出了一些变通条件，即当某一成员国的债务率高于60%时，只要“有足够的降低并正以令人满意的速度趋近参考值”，则也不应被视为“过度”。同样地，对什么是“足够的降低”和“令人满意的速度”，条约也没有给出明确的数量界限。于是乎，比利时的债务率从1992年的129%“以令人满意的速度”降至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最后阶段开始的1999年的115%；意大利1992年的债务率为108.7%，1994年为124.9%，1999年为114.5%，虽比1992年还有所上升，但比1994年还是有了“足够的降低”，最后比、意两国都顺利过关，成为了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成员。由此可见马约标准的弹性之大。 另外，还应指出一点，即马约规定在判断成员国财政赤字是否“过度”时除实际数值外，还要考虑其他因素，包括该成员国的财政赤字是否超过了政府的投资支出和其它相关因素，如成员国中期的经济和财政状况。马约对此虽然没有给予更多的阐述，但其含义是明确的，即如果财政赤字都是用于政府资本支出的，如果成员国的其它指标均令人满意，中期发展前景很好，则欧盟在判断该国赤字是否“过度”时将持宽松态度。显然，这种额外考虑又赋予了马约标准更大的弹性。 第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建立是现代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其困难是空前的。马约标准就是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为达到特殊目的提出来的。为把欧共体中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历史上恩恩怨怨不断的十多个国家在较短时间内整合成一个经济整体，各方面利益相对平衡，不留后遗症，使之能够在正式成立后正常有效运转，欧盟的建设者们不得不遵循“治乱世，用重典”的原则，在准备阶段即设立一个较严格的入围标准。这从当时欧共体中不少成员国因经济状况与马约的各项标准相差甚远，不得不付出巨大努力甚至牺牲以争取按期达标；60%的债务率标准过于严格以至不得不设一个附加条款予以变通；以及希腊在进入第三阶段时仍未达标以至被欧盟按“宁缺毋滥”的原则拒之门外的情况即可见一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就实现财政可持续性来说，马约标准是一个具有相当安全系数的标准。 第三、按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影响扩张性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最重要因素并不是当期的赤字率和债务率水平本身，而是未来时期财政的偿付能力，而偿付能力又是由未来时期的利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决定的。经济学家们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度量方法虽然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把经济增长状况作为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核心因素。经济增长速度高，财政对赤字和债务的承受能力就高，反之，如经济增长速度很低，财政对赤字和债务的承受能力就很低。经济增长状况如此重要，却被排除在马约的各项聚合标准之外，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当时世界经济正处于七十年代以来的最低点，1991年的产出仅比上年增长0.1个百分点。同时欧共体各成员国间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差很大，整体水平也不高，而且前景不明，即在第三阶段能达到什么水平难以预料。在这种不乐观情况下出台的马约标准，自然也应具有较高安全系数的特点，但同时也给该标准打上了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烙印。 第四、在欧共体讨论建立经济货币联盟时，因欧洲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通货膨胀率一直较高，1974-1983年平均高达10.6%，1984-1992年有所降低，但仍达5%，均远高于美国和日本同期的通货膨胀率，因此抑制通货膨胀一直是一个最重要的核心问题。要求成员国财政状况稳定之所以被欧共体列为加入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标准之一，就是从抑制通货膨胀的角度出发的。 在这一标准的提出进程中，德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历史上曾发生恶性通货膨胀，整个金融体系被摧毁，战后德国中央银行在法律上一直具有独立地位，不受政府干扰，其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反通货膨胀。这种模式成为德国货币政策稳定，马克长期坚挺的重要原因。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德国担心如果成立后的欧洲中央银行不能抵御各国政府的种种政治性考虑的影响，就很难有效抑制通货膨胀。因此，德国首先坚决主张欧洲中央银行必须以德国模式为准，用法律形式明确保障其独立性，并以此作为同意建立经济货币联盟的先决条件。欧共体原先曾将注重抑制失业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与德国中央银行并列为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参照模式，但由于德国的坚持，经过讨论，大多数成员国接受了德国的主张，把保持物价稳定作为欧洲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 德国认为，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仅有了独立的、把稳定物价作为首要目标欧洲中央银行还不够，还必须同时控制各国财政赤字。因为如果听任赤字国大量举债，则有可能导致市场利率水平上升，最终形成要求欧洲中央银行放松货币政策的压力，引起通货膨胀。为此，德国坚决要求确立财政纪律，明确对财政赤字“约束规则”，并力主制定对赤字国的具体“制裁措施”。对德国的这一主张，意大利、希腊等高赤字成员不愿接受，法国也曾认为难以界定赤字水平合理与否的标准，英国更是直接反对由欧共体出面直接控制各国财政。然而，经过长时间争论，成员国最终接受了德国的建议，同意在建立经济货币联盟的最后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对各国财政实施某种监管权，成员国应定期向欧委会报告财政情况。如果欧盟财长理事会以特定多数认定某国财政赤字确属“过度”，可以通知当事国采取措施消减赤字。这里所谓的“度”的标准也就是马约标准。若对方置之不理，欧共体有权实行制裁。 以上分析表明，马约标准的提出与抑制通货膨胀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因此，当一个经济运行在通货收缩期时，以抑制通货膨胀为己任的马约标准就成为了一个具有很高保险系数的财政可持续性标准。换句话说，在通货收缩的情况下，财政不仅应当，而且是可以承受比马约标准更高的赤字率和债务率的。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欧洲经济货币联盟之内，各成员国不仅因统一货币的实现完全丧失了单独实行某种货币政策的权力，而且因马约标准的制约还部分地丧失了施行更加灵活的财政政策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均已“沦为”“准地方政府”。对我们所关心的马约标准的性质来说，这是一个最具有实质影响的因素。一般的财政理论认为，在分层次的政府结构中，稳定职能应当归于中央政府而不是地方政府。因为如果一个地方政府企图通过赤字政策刺激地方需求时，可能会产生许多问题。例如，由于地方经济是开放的，地方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很可能因进口渗漏而达不到预期效果，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又如，地方政府为赤字融资所负的债毫不含糊是要还的，但其本身的融资渠道和所掌握的资源往往又十分有限，因而其财政风险往往比较大。比起拥有货币发行权、掌握重要税收大权和其它重要资源的中央政府来，地方政府的赤字率和债务率即使与中央政府相当，二者的财政风险程度也是有天壤之别的。当中央政府没有义务为地方政府偿债时更是如此。在实践中，许多国家对地方政府均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财政风险控制标准，如我国预算法根本不允许地方政府出现财政赤字，美国对州及市、镇等地方政府也规定了严格的控制线，但对中央财政却往往给予大得多的活动空间，其原因就在这里。正因为如此，我们说中央财政所拥有的可持续能力或稳定能力要远远高于地方财政，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安全线”或“警戒线”应当是完全不同的。从马约标准产生的进程看，该标准是为在某种程度上已“沦为”“准地方政府”的欧盟成员国制订的，自然也应具有较高的安全系数。 综合以上几点分析，我们认为，如果一定要用赤字率和债务率来描述财政状况的可持续性的话，那么马约标准是一个在特殊历史条件下，针对“准地方政府”制定的、安全系数很高的风险控制标准。这个标准的安全系数是如此之高，以至欧盟自己也无法完全严格执行，不得不采取一些变通做法。因此，对社会经济条件各不相同的其它国家而言，该标准显然难以成为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国际标准。对一个大国的财政整体来说，其适用性更值得考虑。参考资料：http://www.jjbk.cn/qyjj/ShowArticle.asp?ArticleID=4484

在传统工业与信息技术的融合不断加深、传统工业体系的安全核心从物理安全向信息安全转移的趋势和背景下，此次Stuxnet蠕虫攻击事件尤为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这是一次极为不同寻常的攻击，其具体体现是： 传统的恶意代码追求影响范围的广泛性，而这次攻击极富目的性； 传统的攻击大都利用通用软件的漏洞，而这次攻击则完全针对行业专用软件； 这次攻击使用了多个全新的零日漏洞进行全方位攻击，这是传统攻击难以企及的； 这次攻击通过恰当的漏洞顺利渗透到内部专用网络中，这也正是传统攻击的弱项； 从时间、技术、手段、目的、攻击行为等多方面来看，完全可以认为发起此次攻击的不是一般的攻击者或组织。因此，这次攻击中所采用的多个新漏洞和传播手段，将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给新的攻击提供最直接的动力。而更大的影响是，事件中显露出来的攻击思路和攻击视野会带来长久的示范效应。它给攻击者、安全研究人员、企业管理者带来的是一种安全观念和安全意识上的冲击。一些传统的认识已经略显陈旧，谁能在这一次观念和意识赛跑中认识得更清、看得更远，谁就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优势。至少有以下两种新的攻击趋势值得特别关注： 针对行业专用软件的漏洞挖掘和攻击，特别是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关键行业和敏感行业。安天实验室在2013年年初发布的《多家企业网络入侵事件传言的同源木马样本分析报告》中就明确指出：“目前的漏洞分析挖掘的注意点已经不集中于主流厂商，而开始普遍扩散”。另一方面，这些攻击虽然针对软件，但并不一定是利用软件本身的缺陷，安全是一个全方位的问题，攻击可能来自于任何一个角度。 针对企业内部网络，特别是物理隔离的内部专用网络的攻击。这类网络具有较高的安全要求，也更具攻击价值。一般通过U盘等可移动存储设备渗入这类网络的方法是感染式病毒、欺骗、自动播放（Autorun.inf）等。本次出现的快捷方式文件解析漏洞，为此类攻击提供了一种更有效的方法。此外，这种内部网络也将因为本次事件而被攻击者关注和研究，不能排除出现新的攻击方式的可能。 基于上述认识，建议有关部门和企业以此次攻击事件为鉴，进一步加强信息网络和计算机设备的安全管理、制定完善的安全管理方案、形成合理的安全策略、提高安全意识，与安全厂商一同构建坚实的防线，抵御安全威胁。 一些专家认为，Stuxnet病毒是专门设计来攻击伊朗重要工业设施的，包括上个月竣工的布什尔核电站。它在入侵一台个人电脑后，会寻找广泛用于控制工业系统如工厂、发电站自动运行的一种西门子软件。它通过对软件重新编程实施攻击，给机器编一个新程序，或输入潜伏极大风险的指令。专家指出，病毒能控制关键过程并开启一连串执行程序，最终导致整个系统自我毁灭。2008年，“震网”病毒攻击就开始奏效，伊朗核计划被显著拖延。根据电脑安全公司赛门铁克公司的一份详细报告，到2010年9月29日为止，“震网”病毒在世界范围内感染了10万台主机，其中有6万台位于伊朗，之后伊朗采取了行动，从而无法评估后来的数据。 伊朗半官方的通讯社报道称，这种代号为“震网”的“电脑蠕虫”病毒很可能是伊朗的敌人专门为破坏布什尔核电站而“量身定做”的。（2010年9月30日《中国青年报》）根据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的统计，位于纳坦兹的大约8000台离心机里有1000台已在2009年底和2010年初被换掉。国际原子能机构说，伊朗在2010年11月中旬暂停了纳坦兹的铀浓缩活动，因为离心机发生技术故障。2013年3月，中国解放军报再次披露，美国曾利用“震网”蠕虫病毒攻击伊朗的铀浓缩设备。 卡巴斯基的高级安防研究员戴维·爱姆说，Stuxnet与其它病毒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瞄准的是现实世界。他们公司已经和微软联手，查找程序中的编码漏洞，防止新病毒找到它。爱姆说，通常的大部分病毒像个大口径短枪到处开火，而Stuxnet像个狙击手，只瞄准特定的系统。一旦它们发现了编码缺陷，就好比找到了房子上的天窗，然后用一把羊头镐撬开一个更大的洞。Stuxnet被设计出来，纯粹就是为了搞破坏。德国网络安全研究员拉尔夫·朗纳（Ralph Langner）已经破解了Stuxnet的编码，并将之公布于众。他坚信Stuxnet被设计出来，就是为了寻找基础设施并破坏其关键部分。他说，这是一种百分之百直接面向现实世界中工业程序的网络攻击。它绝非所谓的间谍病毒，而是纯粹的破坏病毒。朗纳说，Stuxnet病毒的高端性，意味着只有一个“国家”才能把它开发出来。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计算机法医方面证据，它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执行破坏性攻击，毁掉大量的内部信息。这并非某个坐在父母家里的地下室里的骇客能干得出来的，这种攻击的来源指向的是一个国家。Stuxnet很可能已经攻击了它的目标，只不过我们还没有接到消息而已。近日，某国内知名安全公司监测到一个席卷全球工业界的病毒已经入侵我国，这种名为Stuxnet的蠕虫病毒已经造成伊朗核电站推迟发电，目前国内已有近 500万网民、及多个行业的领军企业遭此病毒攻击。某国内知名安全软件公司反病毒专家警告说，我们许多大型重要企业在安全制度上存在缺失，可能促进Stuxnet病毒在企业中的大规模传播。某国内知名安全软件公司专家表示，这是世界上首个专门针对工业控制系统编写的破坏性病毒，它同时利用包括MS10-046、MS10-061、MS08-067等 7个最新漏洞进行攻击。这7个漏洞中，有5个是针对windows系统，2个是针对西门子SIMATIC WinCC系统。另外在关于微软的5个漏洞中，目前有两个本地提权漏洞仍未修复。 该病毒通过伪装RealTek 与JMicron两大公司的数字签名，从而顺利绕过安全产品的检测。从编写手法上看，该病毒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将来很可能出现同样原理的复杂病毒。据某国内知名安全软件公司技术部门分析，Stuxnet病毒专门针对西门子公司的SIMATIC WinCC监控与数据采集 (SCADA) 系统进行攻击，由于该系统在我国的多个重要行业应用广泛，被用来进行钢铁、电力、能源、化工等重要行业的人机交互与监控，一旦攻击成功，则可能造成使用这些企业运行异常，甚至造成商业资料失窃、停工停产等严重事故。该病毒主要通过U盘和局域网进行传播，由于安装SIMATIC WinCC系统的电脑一般会与互联网物理隔绝，因此黑客特意强化了病毒的U盘传播能力。如果企业没有针对U盘等可移动设备进行严格管理，导致有人在局域网内使用了带毒U盘，则整个网络都会被感染。Stuxnet病毒被多国安全专家形容为全球首个“超级工厂病毒”。截至目前，Stuxnet病毒已经感染了全球超过 45000个网络，伊朗、印尼、美国、台湾等多地均不能幸免，其中，以伊朗遭到的攻击最为严重，60%的个人电脑感染了这种病毒。据悉，早在今年7月，某国内知名安全软件公司就监测到了Stuxnet的出现，一直进行跟踪并积极研发出了解决方案，某国内知名安全软件公司安全专家提醒广大政府及企业级用户：一定要严格限制U盘在密级网络中的应用，如果必须使用的，则应该建立使用登记和责任追究制度。另外，某国内知名安全软件公司杀毒软件网络版也针对此病毒，提供了完善的U盘病毒预防、网络内安全管理、恶性病毒扫描.作为安全厂商，安天呼吁各兄弟厂商一起共建良好的行业环境，不断促进安全技术的良性发展。同时，安天也期盼公众和用户能够对信息安全给予的关注。安天坚信保障公众和社会的安全是一家安全厂商义不容辞的使命，但在现阶段仅靠厂商的力量尚不足以解决目前的所有问题。只有各方齐心协力，才能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