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研究

民生三农医疗保险住房人民实际增收新农村建设土地流转反贪污加强公众参与度搜搜社会管理的词条应该有收获

公共政策分析的基本要素有：政策问题、政策目标、政策方案、政策模型、政策资源、政策评价标准、政策效果、政策环境和政策信息. （1）政策问题.某一公共政策能否顺利地完好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是否对政策问题取得共识.政策问题是从大量

1、公共政策：公共权力机关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并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行为准则。2、公共政策的系统构成：政策系统是一个由政策主体系统、政策支持系统、政策反馈系统三个子系统构成的政策巨系统，涉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类相关政策机构及其运行机制。政策主体系统是由各种政策行为者，特别是各类政策主体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系统。这一系统又包括三个子系统，即政策制定系统、政策执行系统、间接主体系统。政策支持系统（Decision Support System，简称“DSS”）。这一系统又是由信息传播系统（信息沟通系统）、政策咨询系统、政策监控系统、政策评估系统四个子系统构成的。政策反馈系统是将政策主体与政策对象、政策系统与政策环境连接起来的一个特殊系统。政策系统的上述三大子系统构成的政策巨系统在内部关系上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

在理解公共政策这个概念时，美国学者依根·古巴在《政策的定义对政治分析性质和结果的影响》一文中指出，不同政策的定义会对形成不同的政策形式，政策的定义对政策分析的性质和结果有重要影响。他认为，政策分析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分析所遵循哪一种理解。在众多对公共政策内涵理解之中，戴维·伊斯顿给了公共政策一个普遍接受的观点，也对公共政策的本质作出了深刻理解。按照戴维·伊斯顿的观点，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价值所进行的权威性分配，即通过政策实施，让一部分人享用一些资源而排斥另外一些人对该资源的享用。　　公共政策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因而利益分析是一种从源头上做出的价值性分析。长期以来，对人性的假设都是以“经济人”为基础，围绕这个假设，构建了许多根深蒂固的理论模型，而这些模型又进一步指导实践。公共政策作为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就需要对其本质作出分析。公共政策是对社会利益分配过程，它涉及到利益主体对利益的选择，利益关系的整合，利益的分配和协调。因此利益始终是贯穿政策的一条清晰脉落主线，利益分析是理清这条主线的有效方法。

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是目前世界上公共管理研究的主要范畴。传统的公共政策研究派生于政治学和行政学，意在从规范意义上探讨国家、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利益制衡，通过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原理及模型分析对国家、地方和团体层面的政策制定、执行与评估进行研究，为高质量的公共政策提供咨询。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其作用是规范和指导有关机构、团体或个人的行动，其表达形式包括法律法规、行政规定或命令、国家领导人口头或书面的指示、政府规划等。公共政策作为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集中反映了社会利益，从而决定了公共政策必须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才能使其具有合法性。因而，许多学者都将公共政策的目标导向定位于公共利益的实现，认为公共利益是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和逻辑起点，是公共政策的本质与归属、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对于公共政策应该与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保持一致这个问题，绝大多数人将选择公共利益。”一、背景公共政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产生于美国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公共政策作为一门学科而出现，既是当代世界中社会、经济和政治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也与战后美国的特殊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虽然导致公共政策学科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更直接的原因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社会问题的压力；政府管理的需要；政治科学的发展。二、发展初创时期20世纪50-60年代是西方政策科学的初创时期。1951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和拉纳合编的《政策科学：范围与方法的新近发展》一书正式出版，提出了“政策科学”（policy science）这一概念，标志着政策科学的诞生。而拉斯韦尔本人则被誉为“现代政策科学的创立者”。除了拉斯韦尔之外，这一时期对政策科学产生起到推动作用的学者有戴维·伊斯顿、查尔斯·E. 林德布洛姆、托马斯·R. 戴伊等。形成时期20世纪60年代后期-70年代初期是西方政策科学的形成时期。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托马斯·S. 库恩于1962年发表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起到了方法论的解放作用，推动了政策科学的迅速发展。修正时期形成时期的政策科学一如初创时期的政策分析实践，注重对于政策制定过程的研究，而对于政策的内容则相对不太关心。但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政策制定后的执行和评估，以及对公共政策的调整甚至终结，都受到了政策科学家的关注和研究。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国的政策科学中出现了所谓的“趋前倾向”，即在政策研究中强调政策咨询对于政策制定的意义。70年代中后期，公共政策研究中出现了“趋后倾向”，即注重研究公共政策的“执行与评估”，以及“政策终结”和“政策周期”等。20世纪70年代崭露头角的公共选择理论，也可以视为公共政策科学在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就。三、公共政策的形式构成1） 美国：公共政策=立法决策+行政决策+司法决策2） 中国：公共政策=党的政策+人大决策+行政决策四、公共政策研究的任务1、研究公共政策的组织系统 2、探讨公共政策运行过程3、研究公共政策风险及其对策参考资料百度百科：https://ke..com/item/%E5%85%AC%E5%85%B1%E6%94%BF%E7%AD%96/10873841?fr=aladdin百度文库：https://wenku..com/view/3c948715b14e852459fb570d.html

公共政策分析模型作为政策分析的一种理论工具，是能够为决策者提供集假设、定义、描述、解释、对策于一体的概念模型。公共政策分析模型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政治分析模型和理性分析模型。1.政治分析模型的主要观点认为，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统的产出，政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过程。政治分析模型一般包括制度分析模型、精英分析模型、集团分析模型。制度分析模型主张，公共政策是政府机构的产物，不同的政府制度导致不同的公共政策。精英分析模型认为，公共政策是政治精英价值偏好的反映，政策过程中公共政策完全由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精英把握政策制定的主动权。集团分析模型则认为，公共政策是集团利益平衡和均衡的产物，公共政策是集团斗争中相互妥协的结果。按照制度分析理论，不同的政府制度导致不同的政策输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政策必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政策不同。社会主义制度以公有制为基础，在制订政策时必然以维护公有制为目标;而资本主义以私有制为基础，所制订的政策主要是为维护私有制的存在和发展。用制度分析理论来分析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初期所出台的政策，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如建国初期，我国推行公私合营政策，兴办国营企业，都是基于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而出台的政策。按照精英分析理论，公众被认为是麻木的、被动和消息闭塞的，公共政策只是由统治阶层的少数人负责制定，反映精英的兴趣和偏好。精英理论最关心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领导人物所发挥的作用，用精英分析理论来分析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及带有专制色彩的发展中国家所出台的政策，具有较好的适应性。如在我国明朝中期至清朝初期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实行海禁，导致海运业及港口业发展的停滞，反映了封建统治阶层消极保守的价值取向。按照集团分析理论，公共政策是团体斗争中相互妥协的结果，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一种平衡产物。公共政策一般偏向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利益团体，公共政策随着利益团体影响力的变化而变化。用集团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及具有民主政治倾向的国家所出台的政策，具有相当的适应性。如美国的伊拉克政策，可以说就是其国内石油能源利益集团利益的反映。2.理性分析模型的主要观点认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应当以社会收益最大化为目标，政府应当选择给社会带来的收益最大限度超过所付成本的政策。理性分析模型一般包括完全理性决策模型、有限理性决策模型和渐进决策模型。完全理性决策模型根据数字和事实，用合理的科学方法与精细的计算，分析解决问题的各种政策方案的优劣，从而求得最佳的政策或问题的解决办法。有限理性决策模型预先设定最低限度规定的标准，在备选方案中寻求符合要求或满意的方案，从而基本解决政策方案所指向的问题。渐进决策模型把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看作是对以往政策行为的不断修正的过程，在试错的过程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按照完全理性决策理论，决策者具有绝对的理性，能够对各种备选方案进行比较分析，通过排序选择出最优方案。理性决策反映在经济社会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理性决策模型以充分的信息和精准的计算为基础，适用于分析完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所出台的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如对银行利率的调整政策，应当根据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存储规模和信贷规模进行量化分析后进行决策。按照有限理性决策理论，决策者并不具有完全理性，往往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包括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只能寻求满意的方案或次优的方案。有限理性决策模型以追求满意解为主要目标，适用于分析有关政府规划、政府支出及安全环保等相关政策。如安全生产政策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最优的方案往往难以实现，只能寻求基本满意的方案。按照渐进决策理论，政策过程是一个对以往政策行为的不断补充和修正的过程。渐进决策模型以政策逐渐调整为主要方式，要求政策有继承性，不断调适渐进，适用于分析政府实行改良的相关政策。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渐进决策。

（1）政策问题.某一公共政策能否顺利地完好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是否对政策问题取得共识.政策问题是从大量社会问题中筛选出来的,如何筛选?谁参与筛选?其结果会大相径庭.作为有选择的社会问题,人们对它们所做出的判断是否准确,既取决于经验知识,还取决于伦理道德方面的价值观念等.　　（2）政策目标.政策分析的中心任务,是要确定解决问题的目标,或者明确地说,确定目标是分析的前提.所谓政策目标是政策所希望取得的结果或完成的任务.如果没有目标,政策方案是无法确定的.但目标不明确,也同样会使政策出现偏差.所以必须要求目标明确,具体落实.政策目标既不能朝令夕改,要具有稳定性,又要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具有应变能力.　　（3）政策方案.为实现某一目标,可采用多种手段或措施,它们统称为备选方案.拟定可供选择的各种备选方案,也是政策分析的基础.由于好与坏、优与劣都是在对比中发现的,所以需要拟定出一定数量的可行方案进行对比选择.没有选择也就没有分析.决策理论中的“霍布森选择”,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应该严格禁止出现.　　（4）政策模型.按照系统分析的基本掌握,模型是对研究对象和过程某一方面的本质属性所进行的一种抽象描述.它可以将复杂问题简化为易于处理的简单模式,不受现实中非本质因素的约束,易于基本掌握、操作、模拟与优化.　　有几类模型在政策分析中是十分有用的,它们是图标、物理、符号和形象模型.　　所有的模型讨论,都涉及到总体研究.最优化模型是在特定假设和约束条件下可以求出最优选择结果的模型.　　（5）政策资源.在政策制定与实际执行中,都会消耗各种资源,尤其在执行中.政府的“作为”,以能否提供多少资源为基础,这是政策分析的前提条件.所消耗的资源,一般可以用货币表示费用.但政策分析中,大量的是非货币支出的费用.如生态影响因素、环境污染因素等,无法用货币来衡量.　　资源消耗分析,有许多因素不能用货币衡量.人、财、物、时间、信息都是资源.除此之外,权力、地位、名誉等,也可能是资源.　　（6）政策评价标准.整个政策过程,无论是从系统评估、投资评估、推测评估、方案评估,还是执行评价或总评价等,都有待于建立合适的评价标准.政策制定是政治过程,离不开政治上的评价及其标准.往往是综合性评价,因为不同方面的标准,无法用较为统一的尺度来衡量.　　（7）政策效果.效果是达到目的时所取得的成果.衡量政策效果的尺度往往用效益和有效性表示.效益大体有三个方面：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从投入—产出模型分析,政策效果基本由两个因素所决定：一是政策执行的成本；二是政策执行的结果.当政策执行结果所产生的效益,高于政策执行成本时,政策效果是有效的.二者之间的差越大则说明政策效果的有效性越高.反之政策效果是无效的.　　（8）政策环境.公共政策系统不仅包括政策主体和政策客体等多种要素,而且还包括外在环境.这些制约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结果的外在因素统称为环境因素.其中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国际环境等.由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所构成的政治文化,在社会变革时期,对政策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9）政策信息.公共政策活动实际上是对政策信息进行搜集、传递、加工、使用、反馈的过程,即输入关于社会各方面要求与需要的信息,经过转换（领导层的决策）,输出作为所制定的政策内容的信息,其中也包括政策实施情况的反馈信息.政策信息原则上应该是开放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因信息闭塞而造成政出多门,互相抵消、不同步、不配套等问题.

正统经济学家给公共选择理论的定义是：公共选择理论是一种研究政府决策方式的经济学和政治学。公共选择理论考察了不同选举机制运作的方式，指出了没有一种理想的机制能够将所有的个人偏好总和为社会选择；研究了当国家干预不能提高经济效率或收入分配不公平时所产生的政府失灵；还研究了国会议员的短视，缺乏严格预算，为竞选提供资金所导致的政府失灵等问题。 公共选择理论的渊源可追溯至19世纪末瑞典经济学家威克塞尔，他提出了政治的资源较易学说和一致性原则。真正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60年代70年代初形成一种学术思潮。，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理论选举规则，党派经济学，利益集团理论，寻租理论，政府失灵论和宪法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经济人假设和政治交易市场是公共选择在研究方法上最具特色的三个方面。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是指一切行为都是人的行为；在个体成员的行为被排除在外后，就不会有社会团体的存折现实性。经济人假设是指在政治领域内活动的人，其目的也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也以成本—收益分析为依据。政治交易市场概念是指政治是个人、集团之间出于自利动机而进行的一系列交易过程，政治过程和经济过程一样，其基础是交易动机、交易行为，是利益的交换。 20世纪30年代遍及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打破了传统经济学的“市场万能”的幻想——完全竞争的市场制度能够自动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在客观上促使了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凯恩斯经济学主张放弃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策，实行政府的干预以矫正市场失灵，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然而随着政府干预的加强，政府干预的局限性和缺陷也日益显露出来，政府财政赤字与日俱增，政府规模扩张，大量政府开支落入特殊利益集团的私囊，政府的社会福利计划相继失败，经济停滞膨胀。而公共选择理论正是克服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研究经济市场上的供求行为及其相应的经济决策而把政治因素当作经济决策的外生变量的局限性，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运用到政治市场的分析当中，向我们打开了政府这个黑匣子，目的在于揭示“政府失灵”并试图克服政府干预的缺陷。正如布坎南所说，“市场的缺陷并不是把问题交给政府去处理的充分条件”，“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场一样严重”。 基于经济人假设，公共选择理论试图把经济市场中的个人选择行为与政治市场中的公共选择行为纳入统一分析模式，即经济人模式，从而修正凯恩斯经济学把政治制度置于经济分析之外的理论缺陷。 根据经济人的分析模式，布坎南的政府理论研究了市场经济下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或政府失灵问题。这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问题。 所谓政府失灵，是指个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在现代化议制民主政治中得不到很好的满足，公关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时趋向于浪费和滥用资源，致使公共支出规模过大或者效率降低，政府的活动并不总像应该的那样或像上理论所说的那样“有效”。在布坎南看来：“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理人，其作用是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并使各经纪人员所做决定的社会效应比政府进行干预以前更高。否则，政府的存在就无任何经济意义。但是政府决策往往不能符合这一目标，有些政策的作用恰恰相反。它们削弱了国家干预的社会‘正效应’，也就是说，政策效果削弱而不是改善了社会福利”。于是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政府干预会产生“负效应”，以及如何从制度上弥补这些缺陷。布坎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了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失灵说。 布坎南对政府失灵的几种表现形式及其根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并就如何补救这种“失灵”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一）政府政策的低效率，也即公共决策失误。公共政策主要就是政府决策，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的基本手段是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决策作为非市场决策有着不同于市场决策之处。在政府决策中，虽然单个选择者也是进行决策的单位，但是作出最终决策的通常是集体，而不是个人，以公共物品为决策对象，并通过有一定秩序的政治市场（即用选票来反映对某项政策的支持来实现）。因此相对于市场决策而言，政治决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具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存在着诸多困难、障碍或制约因素，使得政府难以制定并实施好的或合理的公共政策，导致公共决策失误。 在布坎南等人看来，导致公共政策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社会实际上并不存在作为政府决策目标的所谓公共利益，阿罗不可能定理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排除效用人际比较的可能性，那么把个人偏好总合成表达各种各样的个人偏好秩序的社会偏好是不可能的”，因此，“社会需要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有答案，于是，人们有理由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提出疑问。（2）即使现实社会中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公共利益，而现有的公共决策机制却因其自身的内在缺陷而难以达到实现这种利益的目的。（3）决策信息的不完全性。获取决策信息总是存在诸多困难而且是需要支付一点成本的，不管是选民还是政治家，他们拥有的信息都是不完全的，因而大部分公共政策是在信息不充分的基础上作出的，这就很容易导致决策失误。（4）选民的“短见效应”。由于政策效果的复杂性，大多数选民难以预测其对未来的影响，因而只着眼于眼前的影响。而政治家为了谋求连任，就会主动迎合选民的短见，制定一些从长远来看弊大于利得政策。（5）选民的“理性的无知”。由于选民作出决策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以收集有关候选人的信息等，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他在权衡自己的成本——收益计算时，如果成本太大，选民将不去投票。在现实生活中，许多选民往往也会出于搭便车心理而寄希望别人去投票以使自己坐享其成。这被称为选民的“理性的无知”。而这将导致通过选票上台的政治家并不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其制定的政策充其量只能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 （二）政府工作机构的低效率。政府失灵理论认为政府机构低效率的原因在于：（1）缺乏竞争压力。由于官僚机构垄断了公共物品的供给，没有竞争对手，就有可能导致政府部门的过分投资，生产出多于社会需要的公共物品；另一方面，受终身雇佣条例的保护，没有足够的压力去努力提高其工作效率。（2）没有降低成本的激励机制，行政资源趋向于浪费。首先，官员花的是纳税人的钱，由于没有产权约束，他们的一切活动根本不必担心成本问题。其次，官员的权力是垄断的，由无穷透支的可能性。（3）监督信息不完备。理论上讲，政治家或政府官员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权利让渡，因此他们并不能为所欲为，而是必须服从公民代表的政治监督。然而，在现实社会中，这种监督作用将会由于监督信息不完全而失去效力。再加上前面所提到的政府垄断，监督者可能为被监督者所操纵。 （三）政府的寻租。“寻租是投票人，尤其是其中的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努力，如游说和行贿等，促使政府帮助自己建立垄断地位，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可见，寻租者所得到的利润并非是生产的结果，而是对现有生产成果的一种在分配，因此，寻租具有非生产性的特征。同时，寻租的前提是政府权力对市场交易活动的介入，政府权力的介入导致资源的无效配置和分配格局的扭曲，产生大量的社会成本：寻租活动中浪费的资源，经济寻租引起的政治寻租浪费的资源，寻租成功后所损失的社会效率。另一方面，殉葬也会导致不同政府部门官员的争夺权力，影响政府的声誉和增加廉政成本。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寻租主要有三类：（1）通过政府管制的寻租；（2）通过关税和进出口配额的寻租；（3）在政府订货中的寻租。 （四）政府的扩张。政府部门的扩张包括政府部门组成人员的增加和政府部门支出水平的增长。对于政府机构为什么会出现自我膨胀，布坎南等人从五个方面加以解释：（1）政府作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和外在效应的消除这导致扩张；（2）政府作为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者导致扩张；（3）利益集团的存在导致扩张；（4）官僚机构的存在导致扩张；（5）财政幻觉导致扩张。 因此，布坎南等公共选择学派对西方现行民主制度，对国家和政府深表怀疑，正如布坎南所说：“公共选择理论以一套悲观色彩较重的观念取代了关于政府的那套浪漫、虚幻的观念。公共选择理论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思路，在这里，有关政府及统治者的行为的浪漫的、虚幻的观点已经被有关政府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的充满怀疑的观点所替代。而且，这一新的观点与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更为符合。” 三 补救政府失灵的政策性主张 综上所述，在现行的民主制度下，没有一种选择机制可以称得上是最优选择机制或有效率的选择机制。既然政治市场上现行的选择机制是失灵的，那么出路何在？公共选择理论为此提出了两条思路：其一是市场化改革，其二，宪法制度改革。前一种思路主要是由公共选择理论中的芝加哥学派提出，后一种思路主要由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弗吉尼亚学派提出。 所谓市场化改革是试图通过把经济市场的竞争机制引入政治市场来提高后者的运行效率。市场化改革的思路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明晰和界定公共物品——公有地、公海、公共资源——的产权，饥饿此消除在这些公共物品使用上的“逃票乘车”和掠夺性消费。(2)在公共部门之间引入竞争机制，重构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来组织公共物品的生产。(3)重新设计公共物品的偏好显示机制，使投票人尽可能真实地显示其偏好。 所谓宪法改革，是试图通过建立一套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宪法规则来对政府权力施加宪法约束，通过改革决策规则来改善政治。在公共选择理论家们看来，要克服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及避免政府失灵，最关键的是要在宪制上做文章，布坎南认为，要改进政府的行政过程，首先必须改革规则，因此，“公共选择的观点直接导致人们注意和重视规则、宪法、宪法选择和对规则的选择。”布坎南等等人着重从立宪的角度分析政府制定的规则和约束经济和政治活动的规则或限制条件，即他们并不直接提出具体的建议供政策制定者选择，而是为立宪改革提供一种指导或规范建议，为政策制定提出一系列所需的规则和程序，从而使政策方案更合理，减少或避免决策失误。 四 对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启示 1.政府失灵论及其政策主张的借鉴意义 《亚洲华尔街日报》增评论道：“在中国没有比机构改革更难的事了。每一个机构都不想放权，他们对机构改革是原则同意，实际反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分别在1982~1983、1987~1988、1993~1996年进行过三次规模较大的政府机构改革，但迄今为止，中国政府机构改革仍未能完全摆脱“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那么，如何使机构改革彻底走出“怪圈”？ 无疑，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失灵论给我国机构改革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我国政府改革的模式取向是由原来的政治型、管理型政府模式转变为民主型、服务型政府模式。当前在我国的政治市场中，公共选择理论中指出的有关政策失误的因素仍然存在，科学决策和决策的有效实施还困难重重，政府干预引起的寻租活动依然存在，而且由于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不同模式的政府行为也不可能在时间上截然分开，很容易出现将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行为模式简单地移植到市场经济体制中去。而我们所期望的一种更有效率的新的政府模式，必须在新确立的基本规则之下才能形成，这正如布坎南所支出的：“要改变一种游戏，或者竞赛的结果，改变参加竞赛的人并不重要，重要的事改变竞赛规则。”传统政府体制的根本弊端不能对于某些具体操作上的失败，比如说，政府计划缺乏精确度和科学性，地方与部门间的相互隔绝等。其实，这些弊端都是过度集权的政府体制的必然产物，因此，单纯改变旧体制下的具体操作程序和环节而不在根本上改革权力过度集中的政府模式，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因此，为了更有效地发挥政府管理的作用，矫正政府失灵，在当前的政府改革中，特别有必要注重法律和制度建设。基于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失灵的分析和政策建议，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应该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转变观念，摒弃传统计划体制下形成的“政府万能”的观念，正确认识政府干预经济的作用。不能片面夸大，更不能一味的削弱，“东西方和南方的国民经济都需要明智的政府”[1]。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把握好政府干预的限度，确定政府干预的内容、范围和手段，发挥市场机制的主体性作用和政府干预的补充性作用。 其次，引入竞争机制，进行市场化取向的政府管理改革。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经济职能已成为政府的首要职能，政府对经济中公共物品的垄断是导致滥用经济职能的最重要的原因。因此我们在确定政府及其下属机构的经济职能时，应尽可能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垄断的局面。这一方面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也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尤其是在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电信、电力、铁路运输等基础设施产业中引入竞争机制，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和鼓励私营部门进入，以提高政府管理公共服务部门的效率和水平。 最后，要加强政府法治及监督制度建设，使政府行为法治化。公共选择理论强调历险改革，注重宪法，法律，规则的建设尤其是公共决策规则的改革。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现代化社会也是法治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的确立、运行必须靠法律来保证，政治的和社会的生活也必须靠法律来规范。因此，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我们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将政府行为纳入法制轨道，特别是公共决策的法制化及公共政策决策执行的法制化，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行为的任意性及随意性导致的不公正与腐败，提高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质量。而政府也是理性的经济人，这也提醒我们除了强化政府的自律机制外，还必须加强外部监督约束机制，加紧制定有关监督政府行为的法律、法规，防止政府腐败和不公正。 2.全面辩证看待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失灵论 虽然公共选择学派的政府失灵论指出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端，其政策主张也具有很好的见地和实践意义。但是公共选择理论本身就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其自身的有些理论体系比较混乱，无法自圆其说的。 对公共选择理论中政府失灵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关于人的行为动机 针对公共选择理论的经纪人假设前提，作者认为，各人的行为动机是复杂多样的，不能简单地划分为利己或利他。个人的动机中含有大量的对物质利益的自利的欲望，这种欲望渗透得既深又广，因而每个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都必须用某种方式对其加以约束和限制。但是，大多数人的动机中还包含着程度不同的慷慨因素、无私的品德因素、对他人义务的接受习惯和对金钱以外的回报的兴趣。因而人的动机不能归结为单一的自利动机。因而，攻关选择理论作为一种对政治行为动机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真实的。不是基于对实际生活的观察，而主要是建立在形式化的假设前提基础上。公共选择理论家们只从起作用的许多动机中选择一种动机，然后通过这个唯一的动机想象出一个充满生机的理论世界。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②关于政治市场及政府的作用。 公共选择理论建立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之上，而在中国政党制度和政治选举制度不同于西方，有着自己特殊的国情。单纯的照搬起源并成熟于西方政党制度的公共选择理论是不可取的。 而且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处于转型期，在实现工业化，实现由传统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的过程中，没有政府的积极有效的干预作用是不可能实现的。虽然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候政府作用的形式不同。“目前仍然贫穷的国家就不能指望仅仅通过被动地向世界经济开放，便如亚洲四小龙那样崛起。” 由此，在借鉴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失灵论为我所用时，必须辩证的看待。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一项艰巨的事情，不能急功近利的拿来做权宜之计，“看得见的手”的改革将是我国经济的成功转型，实现工业化非常关键的一环，必须慎重对待。

公共政策研究途径首先可以有政治学途径、经济学途径、社会心理学途径。一、政治学途径（1）系统途径（2）过程途径（3）团体途径（4）精英途径（5）制度途径二、经济学途径（1）福利经济学（2）公共选择理论（3）新制度主义。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