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举行复旦金融论坛暨金融学科建设专家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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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大学开学典礼上，时任副校长的胡正荣代表校方致欢迎词，其中这两句在网络上传播甚广：“来到北京，不一定非得采用‘北京瘫’的姿势，而应当勤奋学习、努力实践，要用阳光的心理、健康的身体、积极的态度去拥抱未来。”“西方的成功人士常给年轻人一个忠告：‘Aimhigh’。我把它翻译成：‘要有青云之志’。什么是青云之志?它不仅仅是‘先定个小目标，赚他一个亿’这样的物质追求，而是要为自己的人生设定崇高的精神目标……”难怪非全日制研究生学生们总把胡正荣形容为“暖萌”校长。当然，能被亲切地致以“暖萌”二字，是因为他在学生心目中是“一枚真正的学霸型校长”。翻开胡正荣的履历，就好像翻开一部励志书、一部奋斗史。这些特征无形中拉近了他与学生的距离。其实，关于胡正荣，有很多值得抒写的角度，比如，他深厚的研究功底、严谨的治学理念以及简单的处世哲学等等。但鉴于本刊的学术特征，此次专访更多呈现的是胡正荣对于当前传媒变革的思考。未来，传播学研究的五大突破口记者：您大学期间学的是新闻学，后来是怎么走上传播学的治学道路的?胡正荣：我进入传播学领域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在广院读大三时，老师在课上提到过传播学，我就去图书馆借了一本叫《大众传播学诸论》的英文文献。那本书是影响我一生的作品。那位作者是社会学家，所以，相当于“曲线救国”，我是从社会学进入到传播学的。现在传播学很热门，但在那个时代是很边缘的学科。我当时进入到这个学科，真的完全是个人兴趣，自己感觉接触了传播学之后一下打开了五扇、十扇窗，然后就进来坚守在这个领域。客观来讲，我不算国内最早一批接触、介绍和研究传播学的人。我自己对中国的传播学是这样分代的：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算是第一代。那一代里大概三四个人，提到过并写过介绍传播学的文章;我们这一代算第二代，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批，基本上是从上世纪84、85年到2000年大概15年的时间。我们扮演的角色是把传播学全面、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因此，国内最早一批的传播学教材基本上都是我们这批人写的。所以我们是系统介绍传播学进入中国，并且把传播学的一些方法、流派更细致地跟中国的现实初步结合。从2000年到现在，这15年，国内培养的新一代学者，还有国外回来的年轻学者，发挥的作用就更大了。他们是第三代，期待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记者：随着实践的发展，传播学的视野必然会越来越广，您觉得未来传播学这门学科可能会在哪些方面有更大的突破?胡正荣：突破性的发展大概有五点。第一个突破点是有关网络社会的研究，涉及到社会学。因为有了新媒体，虚拟空间对人的影响就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口。第二个突破点是与其相关的专项研究，涉及到心理学和行为学。比如网络空间的传播与人的心理、行为的关系。因为现在很多人的认知、心理是被网络而不是被实体空间影响的。所以，基于此的传播心理和行为的研究是非常关键的。第三个突破点是现在全球都很困惑的媒体管理和规制问题，涉及到政治学。传统媒体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管理经验。但新媒体上的色情、暴力、恐怖，还有所谓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消费主义的泛滥等问题是非常复杂的。第四个突破点是技术与传播、社会、心理、行为等在微观宏观层面的相关研究。现在技术前所未有的对传播构成了巨大的影响和威胁。其实过去每次进步也会带来影响，像电影、电波、电视，但这些影响是针对单一领域的。现在互联网不光是对媒体，而是对所有领域的改变。我认为这是需要特别关注的突破点。第五个突破点是在文化研究上。网络已经完全形成了新的语言、新的艺术、新的体验、新的娱乐等等。关于这些东西的研究基本上都是空白。融合，只有颠覆自己才能“重生”记者：与国外相比，您怎么看待中国的媒体改革进程?胡正荣：中国媒体改革很有意思，比改革开放晚很多。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报业改革是85年开始的，当时所有的报纸开始放下身段做周末版。88年有了珠江经济台，广播开始改革，也开始接地气了。电视的改革是从中央电视台开始的，93年的焦点访谈、东方时空，带动了整个中国电视辉煌的20年。有意思的是，报纸和广播的改革全部都是地方媒体先开始，而电视是中央媒体先发起。基本上，媒体改革是滞后于经济改革的。国际上的媒体改革，1997年是个坎。在这之前，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媒体基本上都是各做各的。1997年，美国联邦电信法修订之后媒体融合开始，我们经常说三网融合活动平台，国外1997年就开始做了，这得益于里根和撒切尔执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放松了管制。那时国内的媒体才刚刚开始放活。2014年我们国家开始融合道路，西方媒体已经走完了20年的融合路径，中国真正的融合才开始两年，当然，我们的发展势头很快。记者：中国的媒体融合有领先于世界的苗头吗?胡正荣：中国的媒体融合真正走出来，还真的可能在世界上独一份，尤其就传统媒体融合道路来说。中国媒体融合的举国体制，做肯定能做到。有两点比较关键，第一顶层设计是否符合规律，第二顶层设计有没有强制执行力。任何一个行业在任何一个国家，政策给了它多大空间，它就能做多大的事。顶层如果细化的话，最关键的是这几个因素：第一，顶层的资金政策。搞媒体融合需要大投入，政府可以不出钱，但是要给政策。第二，顶层还要有体制政策。恰恰这两点是最难的。现在主流媒体人才流失厉害，不是说这些人没有理想、没有情怀，而是因为这两个因素，一是灵活性不够，很多创意没法在这实现，被体制约束，二是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记者：您怎么看待传统广电媒体的融合之路?胡正荣：第一，抓住政府的优质资源，抓自己的优势项，比如专业视频。像BBC在里约奥运会做的是每天100小时的VR直播，谁能跟他比?所以充分发挥PGC的优势才对。第二，全国的广电必须实现同类间的媒体融合。中国的报业结构跟美国是一样的，但中国的广电行业格局跟全球的格局是不同的。我们是点状布局，即每个省、市、县都有自己的台和频道，全国各地办了无数个综合台和专业频道。而国际上通行的布局是网状布局，比如纪录频道，全美国只能看到一个Discovery，而我国很多省台，甚至市台都办有局部覆盖的纪录频道。其实全中国的纪录频道可以融合一个纪录集团，全中国的经济频道可以整合成中国财经集团。记者：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广播电视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意见》，这个意见的推动意义有多大?胡正荣：我个人觉得这个文件制定得不错，但操作起来可能还需要更细化的操作方案，尤其是广电的媒体融合涉及的东西要比报业复杂得多。我对传统媒体融合的态度还是乐观的，因为这些媒体有政策优势和保障。但乐观是有前提条件的，这个前提条件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速度，一个是深度。速度就是要争分夺秒。我个人觉得传统媒体真正跟新媒体融合的窗口期可能也就5年，也就是十三五期间。错过这5年，我很不看好。因为技术发展太快，以后的媒体可能发展成为难以想象的完全更新形态的新媒体。现在小打小闹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必须是深度改革、深度创新、深度融合，某种意义上来讲，只有颠覆自己才能“重生”。教育，最后一个要攻克的堡垒记者：当前的媒体人如何在这种移动互联、智能共享的时代下生存?胡正荣：目前，很大一部分媒体人还没把自己放在大的社会变迁中看自己，没把自己当做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进程中的信息力量来看。媒体人应该把自己当作一个信息力量来看待，必须要关注大数据行动纲要，否则在信息化大数据里面根本没你的份。我个人觉得分两块：第一块，已经在媒体工作的人，要加快培训;媒体自身也要加快改革，以改革倒逼媒体人，其实体制创新了，人就会变。国际上有几个传统媒体的媒体融合做得还不错，BBC融合得很好。改革一是动奶酪，二是改变自己过去的生活习惯。BBC就是顶层设计好模式，接受改革方案的留下，不接受的可以直接走人，一方面让员工自己通过进修改变做法、改变工作模式、甚至改变自己的工作技能，另外一方面，把体制机制和运行模式流程设计好，员工到一个新的流程里面去就必须要按照新的流程工作，这就是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的结合。还有一块，我们的传媒教育本身就得改。现在媒体需要全媒型人才、数据分析人才、整合营销人才。这就跟我们的教育矛盾了，学校培养出来的是单一型人才。大家到底怎么改，我的看法是：第一，教育理念就要换。教育模式、教育理念都不更新的话，就没法设计培养方案，因为教育理念决定课程体系、专业体系。第二，专业结构要更换。现在的专业是新闻学、广播电视学、编辑出版学、广告学、传播学、网络与新媒体、数字出版。在新媒体时代，完全可以按流程设专业，比如内容生产制作、数据研究、技术、市场等。第三，要改课程体系。专业改革后课程体系就要改革，基础课还是要有的，基本的采访、编辑、写作、制作、评论还是要学的。总之，人才培养需要好多环节，每个环节都需要做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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