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熟知的卫青、霍去病远征匈奴，唐朝大胜突厥的历史，只是一代明君悍将的功劳？一向被推崇为促进了民族融合的北魏孝文帝迁都，为何启动了北魏的灭亡进程？为什么说除了南苑大王萧峰，辽代更应该被我们记住的是“一国两制”的制度创新？大清成功的秘诀又在哪里？施展老师的烧脑历史课，给你不一样的看历史的视角。本期《世纪大讲堂》，青年政治学学者、网红史书《枢纽》作者——施展带我们从边疆出发，重新解读3000年中国史。【嘉宾介绍】施展，青年政治学学者，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工科出身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新作《枢纽》综合调用了地理、历史、经济等多学科领域的知识，对中国几千年的复杂历史给出了一整套全新的解释框架，其独特的逻辑演绎，也被戏称为“枢纽脑洞”。历史对未来的借鉴意义历史不仅关乎过去，否则历史学基本上会被等同于八卦学，只为研究四爷和十四爷的皇位之争以及武则天的宫闱秘事等等。假如把历史学仅仅看成八卦学的话，那它确实只跟过去相关。但实际上，对于历史学真正的学习和思考，意在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理解未来。史观的困境：中原中心论为什么我们要谈到从边疆来重新发现中国？这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称之为：当下的史观的困境。谈到史观，首先要解释一下，究竟什么叫做历史。我们平时所讨论的历史，实际上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史料，另一部分就是史观。如果把“何为历史”比喻成一个大楼，那么砖头就是具体的史料，而蓝图则是史观。同样的一堆砖头，可以依照不同的蓝图，盖出截然不同的楼型。同样的一堆史料，可以依据不同的史观，整合出多样的意义。当下的史观，存在着一个特定的困境，使得我们很难说清楚中国是谁。这个困境我们称之为中原中心论。翻阅中学历史教科书时不难发现，对中国历史的叙述，基本上被等同于中原历史。中原以外的少数民族鲜少出现在教科书里，即使出现也极少以正面形象出现。少数民族的历史，即边疆的历史，就被割裂开来，不被视为中国史的一部分。这些如今不容置疑的中国疆域，从历史上看，如果不属于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的话，那么今天中国有什么资格统治边疆地区呢？如果中国有资格统治边疆地区，那么边疆历史又如何能够进入到中国历史呢？这些问题，这些困境，都是用中原中心论的历史观解释不了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从边疆来看中国。因为只有打开这样一个全新的视角，我们才能够重新发现，究竟何为中国，我们才会发现一个远远大于中原的中国。我们甚至会发现，在过去缺乏对边疆史关注的情况之下，我们对于中原历史的解读，也有严重的残缺。所谓的中原中心论与中原历史观是基于中原地区的。中原，基本上是指长城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的绿色平原地区。这之外的地区都不是我们所说的中原地区。但事实上，从960万平方公里的地域概念来看中国的话，所谓的中国其实是一个多元的自然生态区，中原地区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这个多元的自然生态区可以被大致分为中原、草原、西域、雪域、海洋等若干个亚区域。这些自然生态亚区域叠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多元互构的体系史进一步解读中国历史就会发现，实际上所谓的中国历史，是由多元的亚区域，诸元之间互为条件、相互构造的体系史。就古代史而言，中国历史作为一个体系史，它的核心结构是什么呢？古代史的核心结构有一个历史的主线，就是草原跟中原之间的关系。它还有两个支线，这两个支线，就是西域和雪域高原。草原跟中原的关系，是整个中国古代史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政治关系。支线并不能影响主线的发展方向，但能够深刻影响其历史发展节奏。关于主线不得不提中原跟草原的相互塑造性。什么是相互塑造性？具体来说，长城以南是通常所说的中原的农耕地区，而长城以北是草原的游牧地区。中原农耕跟草原游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态机理，会带来完全不同的财政、军事、社会、政治等一系列逻辑。这一系列的逻辑，就是上述的中原跟草原之间的相互构造关系中，一个具体的历史呈现。在中原形成秦汉这种统一的大帝国之后，其一大特征便是皇帝与其官僚体系之间的分工合作。而依照儒家的说法，皇帝最理想的状态为垂拱而治。面临疆域扩大的局面，官僚体系会替皇帝处理很多事务，而皇帝最重要的功用是象征整个帝国秩序的正统性。只要皇帝能够成功有效地象征帝国的正当性，其他的一切具体事务均由官僚负责，整个帝国秩序就是稳定的。这种分工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皇帝死后的继承顺序。对中原而言，最重要的是能否找到一种可达成共识的、简单易于识别而又唯一的继承人资格，来维持中原皇位继承顺序的稳定，进而维持帝国秩序的稳定。这种不会引起争议的继承人资格便是嫡长子继承制。由于帝国的事务主要都是由官僚体系来完成的，由嫡长子继位的皇帝即使是像万历皇帝那样多年不上朝，帝国也能照样正常运行。而这一庞大的官僚体系需要依靠帝国财政，即税收的支持。靠税收形成帝国财政，有一个重要前提，即税收成本必须小于税收收益。花十两银子雇人出去只为收二两税款，这样是难以维系税收体质的。如何确保税收成本一定小于税收收益呢？在中原，形成定居帝国之后，就会形成一个庞大的税收体系，以此形成它的财政体系，来支持庞大的官僚体系治理帝国。但在草原上，情况就完全不同。天天逐水草而居的游牧者往往踪迹难觅，因而导致税收成本往往会大于税收收益，出现上述情况：花十两银子雇人骑马四顾，只为收二两税款。这会带来什么效应？在草原上无法依靠税收来建立中央财政来支持官僚体系。这直接否定了大规模治理的可能性。所以草原上全是聚居的、150人以下规模的小部落。一旦部落人口繁衍、规模扩张，超过了150人，就会分裂成两个新的小部落各自活动。既然只有小部落，那么如何解释草原上可怕的游牧帝国呢？反思一下历史就会发现，在周朝的时候，根本没有诸如此类的游牧帝国。所谓的游牧帝国，是在中原统一的秦汉大帝国出现之后，在开始出现在草原上的。中原的统一带来草原的统一受草原的生态所限，很多生活必需品牧民无法自己生产，只能到中原去获取，如何获取？通过贸易或者通过战争。贸易显然是成本更低的方式。而问题就在于，中原是否愿意跟草原贸易。这要取决于中原的政治结构。如果是诸侯国彼此竞争的局面，那么这些诸侯国必定会竞相与草原之间进行贸易。因为如此一来，中原就能从草原买到远胜于中原马的草原马，这在应对战事时相当于如今的重型坦克，是至关重要的。出于这种竞争关系，对草原小部落来说，在与中原进行贸易时，贸易条件就能够达成一种大致的市场均衡价格，这也是最佳的贸易条件。所以只要中原没有统一，诸侯国仍存在竞争，草原上的诸多小部落也就不会存在统一的意愿。它仍然可以各自独立地跟中原之间进行贸易。然而一旦中原统一了，帝国政府就可以用政治手段规定离谱的贸易条件，甚至彻底关闭贸易。而草原上的部落无法回避生活必需品的刚性需求，一旦贸易行不通，只能诉诸暴力，发动战争。可是不到150人的小部落面临大帝国几乎毫无胜算。于是各部落不得不联合起来，草原上就出现一个庞大的游牧帝国。这个所谓的游牧帝国，事实上是无数小部落结成的一个庞大部落联盟。因而某种程度上，中原的统一，也带来了草原的统一。在中原不统一之前，草原不会统一，即便统一了很快也会瓦解。而草原统一之后，出现了与中原完全不同的体系。与中原易于识别而毫无争议的嫡长子继承制来维持帝国稳定对比，草原游牧帝国的部落联盟之所以能够维系统一，前提是大可汗带领着所有小部落，持续地从中原掠夺，否则部落联盟就会迅速解体。因此对草原来说，部落联盟的盟主大可汗的选择是举足轻重的。第一要素是足够强的战斗力。为了确保可汗的战斗力，草原上的继承逻辑跟中原正好相反。中原是父终子即，而且是嫡长子即，来确保继承顺序的稳定性。而草原是兄终弟即，确保可汗始终是成年人，以此确保可汗的战斗力。但是兄终弟即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大哥死了二哥上，二哥死了三哥上，往下排一直到老幺。可他们的第二代该如何选择，人们没法达成共识 ：作为可汗的后代，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资格当可汗。于是到了第二代的时候，部落联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内战，游牧帝国由此解体。古语有言：胡虏无百年之运。胡人的帝国从没有持续超过一百年的历史，也就是因为诸如此类的部落联盟内战。中原与草原：互相塑造的共生体系所以，回顾古代那些中原跟草原之间的战争，所谓的汉朝战胜匈奴、唐朝战胜突厥等，事实上不是中原战胜了草原，而是中原终于熬到了草原分裂的那一天。而中原一定能够熬得过草原，因为中原有足够的财力支撑。回顾历史就会发现，中原战胜草原的时间点都在朝代中期，即大约百年之际。这也印证了中原的统一，会带来草原的统一。而反过来草原又会深刻地塑造中原，怎么塑造呢？草原的统一，会对中原构成巨大的军事上和安全上的压力。这就意味着中原内部各个利益集团彼此之间的博弈关系，此刻必须服从于这种外部的压力所带来的安全要求。如果内部的博弈完全不顾外部压力的话，帝国也将很快面临崩溃。反之则表明，帝国内部的博弈逻辑与历史走向，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取决于这种外部压力。换言之，如果没有草原对中原所构成的这种军事压力的话，中原的历史将会与我们如今所见的完全不同。中原的统一，带来了草的统一；中原不统一，草原就不会统一。一旦中原统一，草原马上统一。而草原一旦统一，反过来会对中原构成巨大的外部压力，使中原不得不去寻找某种新的政治演化路径。脱离对于中原的理解，无法解释草原的政治演变；而脱离对于草原的理解，同样无法正确解读中原。它们彼此之间存在深刻地相互塑造的，这使它们作为一个共生的体系而存在。西域和雪域青藏高原：重要的催化剂理清了中原与草原相互塑造的历史主线，还有一条辅线不容忽视：西域和雪域青藏高原。它们在中国古代史中起到了重要的催化剂的作用。其中藏传佛教对于中国今天疆域的形成尤其关键，而这一切还要从1578年的一场会盟说起。当时蒙古地区的一个重要的人物俺答汗，一统了整个漠南蒙古。俺答汗与当时刚成立不久的一个藏传佛教当中的小教派——格鲁派进行了一场会盟。格鲁派是藏传佛教中最重要的教派，但在当时不过是很不起眼的小教派。而俺答汗正是与格鲁派的领袖索南嘉措在青海湖边进行了会盟。俺答汗把藏传佛教大规模地引入到了蒙古世界，使整个蒙古世界都开始信仰藏传佛教。而索南嘉措从蒙古地区获得了大量的资源输入，使自己最终可以碾压其他所有的教派，成了雪域高原上最重要的主流教派，一直持续至今。而在藏传佛教大规模地引入蒙古世界后，吸引了远在东北的满洲人的注意。我们知道，后来大清入关时依凭的并不仅仅是满洲铁骑，事实上是满蒙联盟。那么对于满来说，要以怎样的精神资源来有效地控制蒙呢？正是以藏传佛教为载体。以此为基础打造的强大的满蒙联盟，入关后横扫中原，继而形成凌驾于满、蒙、汉、藏之上的庞大帝国，最终又收复西域，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华帝国，这也是我国在古代最庞大的疆域状态。而我们今天所继承的这个领土，都是在当初的庞大疆域基础上留下来的。事实上在明朝后期，领土规模就已大不如前，只在长城以南、嘉峪关以东、青藏高原以东，大概只占今天中国领土的40%左右。另外的60%，都是在大清入关后庞大帝国的建构过程中形成的。在此过程中，藏传佛教犹如满蒙之间的黏合剂。如果没有藏传佛教，大清入关绝非易事。这也进一步说明了，边疆地区必须被纳入中国历史的讲述当中的重要性。没有藏传佛教对整个历史过程的参与，不可能形成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而反过来，对于藏传佛教来说也是同样如此。如果没有索南嘉措从蒙古地区获得的资源输入，以及后来格鲁派从整个大清帝国获得的资源输入的话，格鲁派就不可能超越其他的小教派，成为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垄断性的教派。而格鲁派的领袖被俺答汗封为达赖喇嘛。那么如果没有以上的会盟和资源输入，达赖喇嘛的制度也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从纯粹的地理疆域角度来看，汉满蒙回藏每一个亚区域，对于整个中华帝国的形成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之所以能够发挥这种作用，也正因为它们都是这一庞大而完整的体系中的一员。中原跟草原之间的过渡地带在多元一体的帝国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域，即中原跟草原之间的过渡地带，它存在于两个方向：一个在长城沿线，区分中原跟草原；另一个在东北。我们可以看到，能够同时稳定可持续统治长城南北的草原征服王朝，无一例外都是来自过渡地带。第一个形成这种统治秩序的二元帝国的王朝，就是北魏。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后来定都在山西大同，就在长城沿线。长城以北，按照草原游牧者的方式来统治；长城以南，是按照中原农耕者的方式来统治，形成一个二元帝国。只有身处过渡地带，才能同时动用两边的资源，也能同时理解两边的逻辑，所以能够形成二元帝国的结构。纯中原的人理解不了草原，纯草原的人也理解不了中原。但在北魏时期出现了一个问题：它只是碰巧形成了这样一种二元帝国的结构，却并没有真正地理解这种帝国治理中的深层奥秘，所以导致了北魏孝文帝将都城首都从山西大同（当时称作平城），迁到了中原的洛阳。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有效促进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但实际上在迁都之后没有经过太久的时间，北魏就亡国了，为什么呢？因为魏孝文帝迁都到中原之后，开始要求一同迁来的鲜卑人说汉语、穿汉服、改汉姓、与汉族通婚等等，简而言之，要求他们高度汉化。这意味着魏孝文帝放弃了草原身份，也进而失去了草原兄弟的认同。而对于二元帝国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军事支柱就是草原骑兵。失去对草原骑兵的控制，也就意味着整个帝国的军事基础，已经离皇帝而去。这对于帝国来说十分危险。所以在魏孝文帝去世后没多久，北边的草原骑兵就发动叛乱，整个北魏不久就亡国了。在北魏之后，更加成功的二元帝国，都是来自另一个过渡地带：东北。东北地区的北边是呼伦贝尔草原，南边是辽西可供农耕的地区。但凡在东北能够站得住脚的人，一定得同时懂得农耕跟游牧两种逻辑。这样在入关之后，才能用两套治理方式，来形成一个庞大的二元帝国。而我们刚才谈到的北魏，并没有真正理解这种二元机理。真正地把它给建设起这种二元机理的，是大辽帝国。在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萧峰曾任南苑大王。因为大辽割走了幽云十六洲，南苑大王的职责，就是管理其农耕地区中的所有汉人，依照中原的方式进行统治。萧峰在中原长大，懂得汉人文化，所以能胜任南苑大王。而与之对应的还有北苑大王，管理的是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契丹人。通过南、北两苑的管理方式，大辽事实上形成一种古代的一国两制。此外，大辽的一个特征在于，它彻底地放弃了全面汉化的诉求，主动构建起一种二元帝国：南边，肯定要用汉族的方式来统治，北边我要用草原的方式来统治。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二元帝国的稳定性。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自觉主动地打造二元帝国的历史努力。其重要性在于带来了巨大的历史变迁。从前在草原上，维系游牧部落联盟统一的基础是可汗的战斗力；可一旦入关之后，只要懂得中原的官僚体系，可汗就算没有战斗力，照样能够支配大量的财富。因此，草原的继承逻辑，服从于人性本能，迅速地发生变化：从兄终弟继，转化为父终子继。有官僚体系负责收税、形成整个财政过程，并基于庞大的税收有效地控制草原游牧者，由此打造并且维系一个完整的二元帝国。多元帝国：边疆与中原大清时期的多元帝国，汉满蒙回藏每个地方，都有着完全不同的统治逻辑；各个地方处于对皇帝的共同效忠而合为一体。大清统治的成功之处，不在于成功的汉化，而在于成功地将汉文化变成整个帝国文化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大清始终保有自己的固有文化，而各种文化都被视作帝国文化的一部分。而继承顺序的变化，也打破了“胡虏无百年之运”的困境。部落不再有周期性的继承危机，于是一个更长寿的朝代得以建立。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如今庞大的中国疆域，一个容纳了汉满蒙回藏，甚至更多少数民族的庞大中国，是怎样历史性地形成的。而在此过程中不难认识到，只有基于对边疆史的理解，才能对中原史有更加完整的理解。边疆史将不再仅作为边疆史存在，而是作为中国史当中一种深刻的底层的支柱而存在。它们加在一块，才构成一部完整的宏阔的中国史。理解边疆史，就是理解中国史本身。在这个逻辑之下，我们才有信心去超越一开始所谈到的中原中心论，去突破它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理论困境和实践困境。对于这样别开生面的历史解读您有怎么样的看法呢？编辑：碧含、二丫、蒙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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