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很多人来说，安徽合肥的科学岛是个陌生而神秘的地方。科学岛位于安徽合肥西郊，是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的别称。安徽并没有海，但之所以叫它“科学岛”，是因为岛上三面环水，绿树成荫，宛如一座岛屿。科学岛全景The island, a 2.65-square kilometer peninsula surrounded by the Dongpu Reservoir in the northwest of Hefei, Anhui province, is home to 10 research institutes, dozens of key laboratories and more than 2,400 scientists of various fields from across the world.科学岛位于安徽省合肥市西北角，占地2.65平方公里，科学岛周围环绕董铺水库。岛上有中科院的10个研究所，十余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和不同领域的2400多名科学家。科研工作者的生活是简单的。这从岛上的生活设施就可见一斑：一个菜场，一个商店，一趟通向市内的公交车。除了通勤时间，岛上几乎见不到什么人。科学岛环境这样一个看似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却有着创造世界纪录的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在这背后，是哈佛大学医学院八位博士后集体归国的震撼故事。他第一个回国：“之前感觉自己一直在漂”王俊峰是八位博士后中第一个回国的。2009年，王俊峰是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博士后，他听朋友说，中国要建立自己的强磁场实验室。之前在美国强磁场实验室工作的他知道这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他非常激动。“Nineteen Nobel Prizes have been given to research related to magnetic fields since 1913,” says Wang. “It is a key to the treasure chest of new scientific discoveries.”王俊峰说：“从1913年以来，共19项与磁场有关的成果获得诺贝尔奖，对催生新的科学发现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1995年到2001年，王俊峰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美国国家强磁场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那里的磁场强度是目前世界最高水平。而科学岛的强磁场中心希望打破这一记录。王俊峰博士和强磁场中心自主研制的混合磁体装置王俊峰决定亲自回国看一看。2009年的6月17日，王俊峰参加了强磁场中心的面试。而面试他的，便是现在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院长、时任党委书记的匡光力。“Kuang is a charismatic leader,” Wang recalls of his first meeting with the director. “And he values talent.”回忆起与匡院长的第一次见面，王俊峰说：“匡院长的‘磁场’才是最强的，他非常重视人才。”当天晚上，王俊峰就打电话给妻子，他说：“我觉得这个地方很不错”。After a long talk with Kuang and a tour around the peninsula, Wang called his wife in Boston that night and told her that he wanted to work on the island.在与匡院长谈、并参观了整个科学岛之后，王俊峰给在波士顿的妻子打了电话，告诉她自己想要在岛上工作。但此时，王俊峰已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他的第二个孩子也在波士顿出生，要说再见并不容易。但一个月后，他毅然带着妻子和孩子登上回国的飞机。王俊峰一家，2007年冬于波士顿但回国之后，强磁场对人才的珍视让他踏下心来，时至今日，他对回国的场景还记忆犹新。Two colleagues from the lab picked them up at the airport in Shanghai and drove six hours to Hefei. When Wang settled down in an apartment rented for them, it was past midnight.强磁场实验室两名同事到上海的机场接站，开车6小时将王俊峰一家送到合肥。当他们把一家人安顿在强磁场为他们租的房子里时，已经过了午夜。“第二天一大早，匡书记就来家里看我们了，”王俊峰说。王俊峰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他高中就离开山西读书，后来上大学去了北京，毕业后又辗转美国多个城市求学。他说，“感觉自己一直在漂”。而在强磁场经历了付出心血的这些年后，他说，自己是一名“强磁场人”。从“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到形成学术链稳态强磁场有着不可估量的前景。但王俊峰刚回来，就面临设备上的困难。刚回来的前两年，强磁场生命科学研究领域设备资源极度匮乏。2009年，刚回国的王俊峰常常四处奔走，和其他科研机构借用实验设备。强磁场中心只有一栋小平房，研究员们亲切地称之为“小红楼”。最初的强磁场中心，科研人员称之为“小红楼”不过，和听似文艺的名字相比，小红楼的科研条件可以用恶劣来形容。刘青松说：夏天早上，小红楼“地上全是毛毛虫”，时不时还有蜈蚣这样的毒虫出没， “一咬就是一个大包”。一开始，年轻的科研人员被蜈蚣叮咬后非常紧张，马上去医院治疗，一点不敢耽搁。但到了后来，他们不但能自己处理叮咬，甚至学会苦中作乐，把蜈蚣收集到一个瓶子里，当成实验的样本。科研人员将蜈蚣等毒虫收集起来做实验样本不过，和实验条件相比，最为紧缺的是人。单枪匹马的王俊峰需要一个团队。这时，他想到了刘青松。39岁的刘青松在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刘青松博士2010年，时为哈佛大学医学院华人学生学者联合会（CSSA）主席的刘青松组织了哈佛学者归国访问团，带领十名有志回国的哈佛学者考察了科学岛的实验环境。如果说王俊峰回国时的强磁场中心是只有蓝图，那么刘青松回国时，强磁场中心已初现雏形。建设中的强磁场中心，2010年匡光力书记接待了刘青松一行人，而刘青松也被强磁场中心的科研前景所吸引。“We also met Kuang and he told us about his return from Germany when he was 32 to build China’s own tokamak, the nuclear fusion installation,” says Liu. “He told us that they worked on it for three years but failed. But they didn’t give up and succeeded one year later.”刘青松说：“我们也和匡院长见了面，他告诉我们，32岁那年，他从德国回来，想要建立中国自己的核聚变装置托卡马克，其中一个装置，努力了三年却失败了，但他没有放弃，又经过一年的努力才最终干成”。这一装置就是科学岛上有名的“小太阳”——世界上第一个全超导托卡马克（EAST）东方超环。而就在今年七月，这一装置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科学岛“小太阳”：世界上第一个全超导托卡马克（EAST）东方超环刘青松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时我听了之后热血沸腾，这是创业的好地方，我要来干！”很快，刘青松就把在合肥的所见告诉了妻子刘静。Liu first told his wife, Liu Jing, who was his classmate in Nankai University in Tianjin. She was also a post-doctorate researcher on chemical biology at Harvard.刘青松首先告诉妻子刘静。他们是南开大学的本科同学，而刘静也是哈佛大学医学院从事化学生物学研究的博士后。博士毕业的刘青松（左）和刘静，于2006年妻子刘静是北京人，当听说丈夫选择了合肥，她首先感到“非常惊讶”，后来她意识到丈夫是认真的，便也开始做回国的打算。刘静博士在实验室（左）“We were apart in different cities for half of the decade in the US, so we didn’t plan to separate again,” says Liu Jing.刘静说：“在美国，我们5年都在不同的城市生活，所以我们不打算分开了。”决定回国后，刘青松开始根据学科配置，挑选人才，组建学术链。刘静（前排左6）、刘青松（前排左7），任涛（后排左二）2009年国庆节于波士顿市政广场后来回国的张欣回忆道：“我刚到哈佛就认识青松，那天自己一个人吃饭，青松就过来和我说中文，后来很多中国学生都坐过来了，他的号召力很强。”张欣博士在强磁场中心经过他的劝说，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哈佛博士后张钠、张欣、王文超、林文楚、任涛也先后来到合肥科学岛：Liu Qingsong also tracked down his Harvard friends who were all in specialized, exciting fields: Zhang Na, an expert on using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to study RNA molecules; Zhang Xin and Wang Wenchao, a couple researching cell biology; Lin Wenchu, specializing in cancer research using mouse models; and Ren Tao, focusing on high-throughput screening for new drugs.刘青松也找回其他几位来自哈佛不同领域的朋友：以核磁共振研究核酸分子的张钠；研究细胞生物学以及分子生物学的张欣、王文超夫妇；用小鼠模型进行癌症研究的林文楚；专攻高通量筛选的任涛。随着2015年底任涛的回国，一个蛋白——细胞——动物——药物研究的学术链形成了。依托强磁场大科学装置与技术，几位科学家开展以重大疾病为导向的多学科交叉研究。而他们共同的目标，就是利用好强磁场大科学装置，在肿瘤诊断治疗、药物研究方面做出成绩。硬件水平也不断提升。目前强磁场的水冷磁体已经达到世界最高水平，混合磁体暂居世界第二，正在冲击世界第一。强磁场自主研制的混合磁体装置第一个回国的王俊峰回忆起这八年，这样说：“我们亲身参与了强磁场的建设，付出了很多心血。这是我们共同努力才得到的结果，我们的自信就从这里来。”“抱团”海归：把科研成果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人才是有聚集效应的，”刘青松说，正如他所讲，更多优秀人才加入了他们的队伍。目前在刘青松团队70余人的科研队伍中，有海外归国背景的有25人。为了使团队力量发挥到极致，刘青松为团队制定了16字方针，就贴在每个教室的墙壁上。刘青松负责的每个实验室墙上，都贴着他制定的“十六字方针”林文楚在为他的项目招聘人才时，就有不少“海归”想要前来一试。Lin Wenchu has recruited two scientists from overseas so far, one from the US and the other from Germany. “I post the jobs online and receive application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ays Lin.目前，林文楚已经为团队招募到两名海归，一名从美国回来，另一名从德国回来。“我把招聘信息放到网上，收到不少世界各地的简历。”林文楚博士近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不少海外学子选择回国科研创业。教育部今年3月数据显示，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6年年末，共有322万人在海外完成学业，其中265万归国工作。八人中最后回国的任涛对这一点感受颇深。任涛博士“When I went abroad, the economic ga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was big,” says Ren Tao, who went to 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 to study microbiology in 1997. “But things change graally.”1997年，任涛赴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学习，“那时候，中美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经济差距，但后来渐渐地发生了改变。”他还记得2008年奥运会时，他将开幕式的现场直播投影到会议室墙上，同中国留学生们一起观看。“后来很多老外也加入我们，他们都赞叹不已，那时候心里非常骄傲。”任涛在美国生活了18年，后来回国加入刘青松团队，主要负责团队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任涛负责管理的公司刘青松团队2015年依托中科院和安徽省政府的支持，成立了一家生物医药公司。因在美国积累的学术经验和咨询经验，任涛被任命为公司总经理。目前，药物学研究团队已研发20余种成药性良好的新型激酶抑制剂，针对包括白血病、肺癌和淋巴瘤等癌症。有的药品即将进入临床测试。公司实验室环境而任涛把产业化的成功归功于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科学院一年前就鼓励在职人员脱产创业，并且保留科研人员身份。”说起国家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努力，有件事让刘青松印象深刻。2013年，美国某公司想要来买刘青松团队一个潜在的新药的发明专利，但了解情况以后，国有资产的属性却让科技公司望而却步。后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修订给知识成果转化的“松绑”，事情有了极大的改观。公司销售团队正在进行例会刘青松说：到了2015年，科技成果的转化权下放到了基层单位，而通过合法的知识产权的转让，这些成果就可以进入市场，作为可交易的资产。这样一来，像药物的发明专利等知识产权就可以作为市场化的资产，进行融资，为后续的药物研发提供资金保障。此外，《转化法》明确规定和保障了科研人员的收益，特别是现金收益，这对广大科研人员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激励。”这样一来，研究成果便可以更好地“落地”，解决老百姓关注的问题，而随着科研的进展，科学家们也调整研究的方向和进度，使之更好地适应国情。刘青松说，张欣回国前并不是做磁场生物学的，研究磁场生物学未必能发很好的文章，可社会上对磁场安全问题却很关注。本着科研“落地”的目标，他们的研究成果力求解决病人的实际问题。时值深夜，刘青松有时还接到病人咨询他们研究药物的电话。刘青松博士深夜接到患者电话谈到回国，刘青松说：“中国对人才的重视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八位科学家都是通过国家和省部级人才计划引进的，在和王文超一起接受采访时，张欣说：“没有百人计划，我们可能也不会回来。”赤子之情：难以割舍的爱国情结在2001年去印第安纳大学求学之前，张欣和王文超夫妇就结婚了。博士毕业后，两人来到哈佛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Working at Harvard, my path was more or less set,” says Wang. “But back in China, I saw more possibilities.”如果留在哈佛，我的发展路径多少是固定的，但回国之后，我发现了更多可能性。除此之外，两人更担心的是孩子对祖国失去认同感。张欣、王文超和女儿在美国印第安纳州At an “International Day” event at their daughter’s school, students were asked to hold their national flags, but Zhang found that her daughter could not identify China’s red, five-starred flag. And she spoke to her daughter in Chinese at home, the girl would always reply in English.在女儿学校的“国际日”活动中，学校让学生拿自己国家的国旗，但张欣发现，孩子并不认识中国的五星红旗。她在家和女儿说中文，女儿也用英文回答。“现在女儿的中文进步不少，而且还会背不少古诗，”张欣说。1996年，张钠到美国杨百翰大学攻读硕士，毕业后赴康奈尔大学医学院读博士。张钠在美国大选期间，张钠经常和美国学生就中国事务进行辩论：“Presidential nominees always fight for votes by raising unfair arguments about China, so I had to speak up for my country,” says Zhang Na.总统参选人总为争取选票发表一些不利于中国的言论，我必须得为自己的国家说话。“For that reason, I always read news about China online. So when I argued, I argued with facts and evidence.”正是因为如此，我经常上网看中国相关的新闻，这样辩论的时候才能有理有据。除了科研，博士后们也是研究生导师，肩负着培养学生的重任。张钠说：“我希望我的学生们 将来都超过我。”听他的学生说，张老师对科研非常上心，甚至有时过年 都不回家，而是母亲到合肥的家里看他。张钠每周都会固定给学生开组会走出国门，他们的爱国之心却愈发赤诚。集体回国，他们把科研做在祖国的大地上。8位博士后都不是安徽人，却都在安徽安了家，过着柴米油盐的简单生活。任涛还记得，刚回合肥那天，他买了合肥的公交卡，决定要踏下心来，做个“新合肥人”。当被问及放弃美国18年的生活，是否有不舍之后，任涛回答说：“心定了，就没有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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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4-98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