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林业大学博士林业信息工程专业目录

肯定不容易的，因为现在学校老师很多，而且门框都很高，北林至少要有论文发表被SCI录取。不然得有关系。收起

　　东北林业大学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实力是不错的。信息与内计算机工程学院是该校容最能体现现代信息技术水平、最具科学发展和协同创新精神的工科学院之一。　　该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为省级重点专业。林业信息工程也是国家一级重点学科林业工程下设的二级博士学科点。收起

工学是指工程学科的总称。包括 仪器仪表 能源动力 电气信息 交通运输 海洋工程 轻工纺版织 航空航天 力学 生物工程 农业工程 林业工程 公安技术 植物出产 地矿 材料 机械 食品 兵器 土建 水利 测绘 环境与安全 化工与制药 等专业。博士(即通俗博士研究生),在职博士(专业学位),荣誉博士等。 博士严格讲来是分为两类的，正在读的还没有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权，只能称为博士研究生；已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博士。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收起

马马乎乎收起

在研究生里排名第一收起

这个国家copy在扶持民办大学这块政策力度也是很大的，另外有权威调查机构数据显示，民办大学的学生就业率及薪资待遇比公立大学有40%、10%的优势。所以现在民办大学与公立大学是一样的，同时所获得的学历在学信网也是可以查到的。而且民办大学建议你还是选择一线城市大学，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大学的成长不仅是知识的提升，还有见识、眼界等各方面的提升与锻炼。以下学校仅提供参考：北京地区：北京国际商务学院、北京经贸研修学院、北京人文大学；上海地区：上海工贸学院、上海软件工程学院、上海理工学院；广州地区：广东信息工程学院、广东商务经贸学院等；如果想要了解更具体的，建议还是到学校亲自去看看。--------------------------------------------------------------------------------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帮助到你，谢谢采纳！收起

如果你是地方985以上copy的高校毕业生，作为该校曾经的研究生，我不建议考军校。该校研究分配在所有军校里面中偏上吧，80%的人去技术性单位，有20%左右的人会去野战部队，那就掉进大坑了。其实去技术性单位大多数同学也是郁闷度日，体制内，你懂的。如果毕业的时候不操作，很容易成为那去20%的人，我也是那20%的人。亲见一博士师兄，三硕士师弟分到我团，博士还是院士王家耀的学生，何其悲乎。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些人现在都混得非常不好，原因你应该也懂的。考博嘛，应该不难的，只要有导师要，都能上。收起

交通有博士点，只不过是挂靠在土木院的森林工程下面，不在交通院收起

实验室的？过线了，联系好导师就没问题。可是导师那还有别的学生报啊，会不会竞争十分激烈啊又不是只招一个，只要说了要你，就算有其它学生，老师也能搞到名额的。复试无非就是问问你做过什么，以后想做什么这些问题。来自：求助得到的回答复试不是重点，只要导师有空余名额且愿意接受你，你的可能性就很大了，再加上准备些基础材料，问题不大收起

我有个同学在那个学校读相近专业，这个专业不是学校的特色专业，总体来说一回般，楼主换专业干嘛啊答，电子信息工程就非常好就业的专业，专业前景非常好，目前需求量特别大。至于换专业，要向学校申请，同意不同意是学校的事情，每个学校申请的条件是不一样的，有的需要读完大一才能转专业。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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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墙秧田村用一堵两层楼高的墙面，展示它当下所珍视的东西：墙上是村子迄今为止走出的26名博士的信息，以及哈佛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校名。自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以来，湖南省浏阳市沙市镇这个5000多人的村子，有800多个孩子考出了农村，其中包括26名博士和176名硕士。这是村民们引以为豪的。几年前，秧田村时任村支书罗泽及提议在村里立这么一面墙。他和其他村干部四处选址，选定了村口处一户人家楼房侧面的墙壁，这样可以“省一点资金”。他们去与房主商量此事，对方答复得很痛快，“要得要得”。墙边原本是这家的茅厕，为此贡献出来，改作绿地。村干部郑重其事地委托镇上一家广告公司设计墙面。2015年的一天，那面原本破旧的墙被粉刷一新，上面最醒目的是三个大字：博士墙。在罗泽及眼中，博士是一种“文化资源”。他的设想是展示村子的“耕读文化”，并激励村中孩子读书，甚至以此作为村子发展的支点。他很满意这个位置——在必经的村口，距村里的小学近，且周围好几户人家走出了博士。村里又花费3万多元去省会长沙买了一尊近2米高的孔子像，将从网上下载的这位教育家的简介刻在基座上。基座是一位搞建筑的村民做的。罗泽及认为，孔子是古代的一个文人，立在那儿“有文化氛围”，“希望孩子们能像博士们一样，读好书，出大才。”在博士们的头像上面，是用博士帽装饰的大字——“知识改变命运，文化孕育美德”，“勤耕重教，耕读传承”。这些话都是罗泽及设计的。它概括了村民的日常：耕种，养家，供养后辈上学。在村里工作26年，他亲眼看到，在一个普通的村庄，一批批农村孩子如何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1墙上的那些主角，早已远离家乡，有的在大学任教，有的下海创业，有的在北京和上海的中央商务区担任公司高管。如果没有这面审美奇特的墙，秧田村实在是很不起眼的村庄。秧田村地处浏阳北乡，整个浏阳市分为东、西、南、北四乡，南乡盛产花炮，西乡有花卉产业，东乡有林业资源，北乡只有世代耕种的土地。在秧田村，供养孩子读书的目的可以简化为：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用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也不用再出去打工卖苦力。对村民屈伟员而言，供两个孩子上学，就是希望他们毕业能找一份工作，“父母也少操一份心”。屈伟员的女儿屈婷是那面墙上的第一个女博士。2003年，屈婷考入南开大学，一直读到了博士。毕业后，她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她的弟弟屈强强则考入东北大学，成为公务员。他们的父母是村中最早外出打工的一批人。屈婷刚上小学的20世纪90年代初，父辈们开始进城打工——中国这场涉及几亿人的城市化进程至今仍在继续——屈婷和弟弟成了留守儿童。“我们是最早感受城乡差距的一代。”屈婷说。她跟着父母在城里生活过，当其他农村孩子还在用洗衣粉洗衣、洗头、洗澡时，她已经可以拿到一小袋洗发露。从城里回村时，她带了一卷白色卫生纸，结果一些同学各卷了一点回去珍藏——那时，村里的同龄人还是用旧作业本的纸张做手纸，不认识卫生纸。屈婷还是当时同学中唯一吃过冰淇淋的孩子，后来她承认，那段经历在她身体里埋下一颗种子，“不甘心一辈子在农村这么待下去”。她也体验过打工子弟与城市孩子的差距。她记得自己想参加一个绘画班，一学期费用20元，被父亲拒绝。20元相当于家庭月收入的六分之一。对于同一面墙上的罗洪涛、罗洪浪两兄弟来说，刻苦读书只是为了不再种地。罗洪浪对幼年的深刻记忆是，村民们白天农作，夜晚织布，直到午夜，整个村庄仍然不眠，家家户户传来的，都是“咚咚咚”的织布声。放学写完作业，兄弟俩还要给做篾匠手艺活儿的父亲打打下手。学校硬件设施也很差。冬天，教室的土墙四面漏风，学生的手脚常生冻疮。村里电压不稳，电流时断时续。寒冷的冬夜，半夜醒来发现有电，兄弟俩要爬出被窝写完作业。夏日更加难熬，为了省鞋，赤脚走路，脚底会被晒热的石板烫起水泡。在中国还没有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年代，他们的父亲罗建植的一件大事就是把种田、织布、做篾匠换来的钞票放在一个布袋里，等到开学，让孩子一人取走一沓。窘迫时还需举债。遇上搭上全部身家供子女读书的父母是一种幸运。那时，一学期3元学费都掏不出的家庭不在少数。罗洪浪是他同一届学生里唯一读书走出来的人。他的同班同学黄立平，成绩仅次于他。因为妈妈过早离世，还有两个弟弟要照顾，黄立平不得不辍学。两人的命运从此分野。2谈起那面墙上的昔日同窗，黄立平十分感慨。他当时并不知道，放弃求学，会把自己和别人都冲向不同的轨道。他仍在家里务农，把希望寄托在女儿黄心瑶身上。黄心瑶在村里读小学五年级，拿到的奖状贴满了家里一面墙。黄心瑶的妈妈武艳姿在当地织布厂上班，四姐妹里，小妹考上大学后留在深圳，是“混得最好”的一个。小妹成为武艳姿督促女儿读书的样本，“车子都是宝马，每次给外公外婆一拿就是几千元”，而自己最辛苦，又赚不到什么钱。作为一名小学生，黄心瑶觉得这面墙不怎么好看。坐着妈妈的摩托车去上学时，她每次都会经过这面墙。有一天，她跟妈妈承诺，一定发奋学习，“到那时候博士墙上会有我的名字。”墙上的那些名字，标志的不仅是个人的学业，还是一个家庭的体面。这些农村孩子从大学毕业后，会直接带来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屈婷博士毕业的第一年，父母就不再出去打工。家里的房子也重新整修，屈伟员参与了设计，将原来破旧的土砖房改建成了一栋“现代”的小楼。这样的小楼在如今的秧田村寻常可见。在村民们看来，修缮一新的楼房意味着家里“出了读书人”。早在2000年，秧田村的老支书王丰和就在村民大会上总结过，“哪一家出了大学生，哪一家的生活环境就得到了改变。”为了鼓励小孩读书，每年高考成绩揭晓，村干部都会带着400元奖励金，去每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家里道贺。去年，村里将奖励金提高到1000元，范围也扩大了。产生博士的家庭，门前还会被贴上一个“书香家庭”的牌子。考上博士的家庭会被加送一块“博士匾”。屈婷的家里就有这样一块匾，屈伟员将匾挂在客厅，进门即能看见，几个大字印在一张红色的纸上，裱在一个1米宽的金色外边玻璃框里：“恭维（意为恭喜——记者注）屈婷同学荣获博士学位。”3对于这种礼遇，博士们却有些战战兢兢。他们认为，自己能通过读书走出乡村，存在着偶然性。屈婷觉得，“学习好”像是自己一种保持很久的习惯。屈伟员起初断定女儿“不是读书的料”。女儿成绩越来越好，几乎没有让他操过心。倒是他眼中比女儿聪明的儿子，最初成绩不佳，读高一时在班级排名倒数。被叫到儿子寄宿的学校去开家长会，屈伟员火了。“你要么读好，要么不读，不读把（宿舍里的）被子拿回去。”屈伟员跟儿子说，“反正有你姐一个了，你姐读书好就可以了，要不你就跟堂哥去搞电脑。”自此，屈强强的成绩一路上升。屈婷一开始以为这是父亲的激将法，后来发现不是。“他就是这么想的，因为家里挺困难的，反正有一个已经读出来了，你读好了我供你，你不想读我也不强迫你。”“我跟我弟的成长是有偶然性的。”屈婷觉得，父亲最终培养出两个大学生，是件“神奇”的事情。如果弟弟稍微沉沦，放弃读书，就不会是今天的样子。她少年时的伙伴中就有人因偷窃、抢劫等问题坐牢。她认为，或许是自己和弟弟都具有一种好强的“自证意识”，而这种意识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她在城里读书时，一位老师曾因她是农村小孩而怀疑她考高分是作弊，这令她感到一种极大的屈辱感，“凭什么不相信我能考这个分？”“可能留下了要自我证明的一个意识。”但在这种“自证意识”背后，她并不真正明晰读书对一个人的意义。对另一位博士屈维意而言，连考大学这件事都曾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屈维意当初被送去读高中，只是因为“太小了，打工可怜”。那时，村里流行“读书考中专，拿个铁饭碗”，而“上高中还要花钱”，并不划算。考中专落败后，1.65米高的屈维意去工地上挑砖头和水泥，鞋子泡在泥水里都烂掉了。父亲心疼他，供他读高中，本意是让他过两年长大一点再去打工。高中读了不到两个月，屈维意就想要辍学。读高中要去镇上，父母耗重金为他买了全家唯一一辆新自行车，他却弄丢了。这令他痛恨自己。班主任不停给他做工作，讲一个女生自行车被偷后发奋读书、最后考上大学的故事。他决定发奋，并且第一次有了大学的概念。在此之前，他根本不知道还有大学这个东西，不知道读高中后是考大学，因为从来“没有人给你信息”。讲起曾经的经历，屈维意觉得“又残酷又神奇”。今天，当他在大学里讲起这些时，学生们惊奇不已，大家无法理解，自己的大学老师竟然曾连大学是什么都不知道？4这种求学历程几乎是博士墙上那些人的共同记忆。他们并不知道，读书、考大学，是干什么、为了什么。听到村里要建一面博士墙，屈婷觉得以此作为契机，进一步带动村里的小孩子读书是一件好事。毕竟，今天的秧田村已经不会出现因贫困上不起学的家庭。更重要的是，如何真正激发小孩子学习的动力。今年年初，村里请屈婷为村里的小学生讲课。她左思右想，最后把主题定为了自由。课上，她问他们有什么目标，一个小朋友说想去法国，屈婷问她怎么才能去。这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想了想，给出的答案是好好学习，还要学法语。还有几个活跃的小孩子加了她的QQ。“还是要打开他们的世界。”屈婷觉得，对小孩子们来说，打破蒙昧的第一步是唤起他们自发学习的动力，教育不是灌输，不是考高分，而是唤醒，是点燃。2017年，当地一位小学校长托人找到屈伟员，请他给全校400多名家长“传授教育经验”。屈伟员赶紧联系在天津任教的女儿，“我要讲什么，女儿快来帮忙！”屈婷为父亲写了8页讲稿，让他带着去演讲。以前，屈婷和弟弟经常成为村民们教育自家孩子的样本，“看看人家也是留守儿童，怎么成绩就那么好？”这次，她以父亲的口吻，回应那些长期在外打工的父母：自己和弟弟能读出来不是因为自由生长，而是在初中以前，父母至少会有一方回家，保证孩子不会在关键时期缺乏爱和陪伴。她以贪玩的弟弟为例告诉家长，应当在发现孩子天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适当引导。两年前，罗洪浪和罗洪涛兄弟俩被村干部邀请，以“开学一封书信”的形式与家乡的孩子互动。他们在信中这样鼓励家乡的小孩：“一个人能否有出息，能否未来给社会给家乡作贡献，恰恰是我们从小养成的奋发向上和吃苦耐劳等品质，而非物质条件起作用……农村的成长经历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村里的孩子罗慧慧正在城里读中学，学校组织学生观看介绍博士村的视频，激励全校同学，“乡下的孩子都能考上博士，你们怎么不能？”5然而，屈婷感觉到，家乡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个亲戚咨询她，让不让孩子去读免学费、包分配的师范学校，屈婷很惊讶。这个亲戚暑假给孩子报学习班就能花好几万元，显然不是为了省钱。她了解到，选择师范是怕孩子找不到工作，“当老师稳定，压力小。”相比博士墙上的那26人，村民们感慨，这几年，村里考取名校的大学生越来越少，去年考了22人，却没有一个进入“211”和“985”重点大学。一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博士感慨，再把自己放在同样的环境，以同样的方式学习，他肯定考不上清华了。距离博士墙很近的秧田完全小学，这几年硬件逐渐改善，土操场铺上了塑胶跑道，学校配备了几十台计算机和一架钢琴。这个有着200多名学生的小学共有12位教师，每个教师平均一周要教15节课。“音体美教师还没有配齐。”校长无奈地说。但在秧田村，有一定经济条件的人都开始把小孩送到县里读书，在村里教书的老师们也给自己孩子报了课外辅导班。从墙上陈列的26名博士简介里能看到这种变化：年龄较小的几位博士已不是成长在秧田的农村娃，他们有的早早去了市里读书，有的从出生起就已经是“上海人”。秧田村的中学生罗妮在镇里排前几名，考入县里最好的高中田家炳中学后，却只能排到全校200多名。这令她一度沮丧。班级前10名都是城里的，他们入学成绩都比她低，却在入学后轻而易举超过了她。她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看他们也不努力，还会玩手机。”罗妮的父亲曾请市里的高中老师吃饭，老师坦承，很多学校宁愿招收生城市学生，也不愿意收农村学生，城里孩子眼界更高，基础更好。梯度是一级级排列下来的。作为一个县级市，与长沙市的名牌中学相比，当地最好的高中每年能有两人考上清华或北大已经是新闻。在田家炳中学，老师在课堂上会播放河北衡水中学的跑操视频，同学们被这个学校的学生跑着去吃饭、等饭时还要随身携带纸条的“疯狂”所震撼。罗妮也想成绩更进一步。她很纳闷，为什么有些城里的小孩看起来不努力也能考得很好，而有些农村同学晚上打着手电筒看书，却一直在班级倒数？村民们开始倾向于为孩子做一个更稳妥的选择。罗娇是本村读书最好的学生，本可以去镇里读最好的高中，但母亲说服她报考了省内一所师范学校，“现在大学生好多，工作不好找，这个稳定一点。”罗娇曾犹豫不决，她想考个好大学，但爸爸跟她说理想很美好，没有几个人能实现，“就跟做梦一样”。今年，秧田村共有3名学生读了师范院校，都是镇上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前些年，考不上高中才会选择这条路。罗娇眼下仍是矛盾的，她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对还是错。6公德墙博士墙上那句“知识改变命运”的标语，也遭遇了冲击。镇上的中学教师邓辅仁，教过其中的8名博士。如今他去家访，发现有些家长认为读了大学后也找不到好工作，干什么都能赚钱，对供孩子读书不那么重视了。“我跟家长说，你就是打工，你读了大学也比没读大学的工资要高。”对照是明显的——村民们总将博士墙与村里的另一面墙“公德墙”作对比。公德墙是在博士墙之后不久建成的，二者相隔不远，同样的高度。“上墙”的12人由村民公投选出，都是回报桑梓的“大老板”，依照捐资数额排列。第一位“大老板”的简介下写着：为修桥、修路、扩建学校等公益事业乐捐120万元。一些博士认为，虽然村民们很重视博士，但对这个群体实际不怎么了解。屈维意说，农村很多人认为的“有出息”就是能赚到钱。“他们说，屈博士读那么多（书），带领大家致富啊！”有人提议共同捐款修族谱，亲戚们自然地认为他有义务也有能力捐更多的钱。另一位博士曾听见邻居说，“（博士）毕业出来肯定得年薪百万！”“读书要变现，要么当官，要么赚钱，要么就白读了。”尽管相比其他村子，家乡已足够重视教育，但屈婷发现，在这层重视下，人们仍把知识作为一种手段。屈婷已经不记得大学第一志愿报的什么，考入南开后，她被调剂到哲学系，一路读博，走了一条“最简单的路”。弟弟屈强强所去的东北大学位于沈阳，他去该校的原因只是想去看看北方的鹅毛大雪。屈维意则稀里糊涂报考了武汉的一所军校，因为班主任告诉他考军校免学费——他没想过，也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选择。考入大学后，屈维意学习航海仪器工程专业。漫无目标的他听说一位学长保送了研究生，他惊奇，“什么叫保送研究生？”“他跟我说就是有一个更高的学历，比大学生还好。”屈维意于是给自己定下目标。他很顺利地保送读研。就在他准备继续攻读本专业时，一位学长跟他讲：“搞什么技术！你看那些搞指挥的，当个团长就有专车了。”“人家说什么好，就去干什么，自己也没有辨别能力，其实我对指挥技术完全不懂。”屈维意放弃了本校保研，转到另一所军校读航海指挥方向。直到后来，他才发现自己错过了一个多么好的机会——被誉为“中国电磁弹射之父”的马伟明院士当时是系主任，要挑一个本科生做他的研究生，他本来有机会跟着马伟明深造。当年保送的研究生里，他是第一名。屈维意遗憾地说，“那时候（读指挥）完全是错误。”像是一种烙印——人生的前半段，没有清晰的意义指向，没有前人的经验可借鉴，也没有准确的自我认知和规划，屈婷把他们的这种状态理解成“相对不自由”。一位同年级校友的经历让她很触动。这位校友高二时便跟随父母去欧洲游学，选择读南开是觉得个人性格太浮躁，与南开沉稳的校风互补。选择英语专业是因为知道一个国际化人才需要流利的语言工具，大学期间，校友又选修了国际贸易，毕业后如愿进入一家投资银行。“这就叫自由。经过选择的叫自由，没经过选择的不叫自由。”屈婷觉得，校友是领着命运走，而她，是被命运推着走。小学二年级时，喜欢读书的屈婷从父亲那里得到了琼瑶的言情小说《水云间》，读得津津有味，后来她才意识到这类书籍并不适合小学生。父亲没有这个意识。她转念一想，自己还算好的，很多农村孩子一本课外书都没有，而她还可以在外祖父的家里找到一本《西游记》。这些让屈婷反思，在农村，即使重视教育的父母，也更多停留在“读书是为了有更好出路”一层。另一方面，她也清楚，渴望父母有超出环境的远见不现实，愿意供子女读书就已难得。而且，“人都是一步步打开自己的世界的”。7村里的小学直到现在，屈婷坚信读书仍是正确的选择。她想让家乡的人明白，尽管农村孩子会受到原生环境的限制，尽管不是每个孩子天生会读书，尽管读了书也不一定能挣大钱，但每个人应该去尽量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屈婷有两个做生意很成功的堂哥，都没上过大学，但都接受了教育，一个高中毕业，一个读了技术学校，“我伯母掏钱供他们读。这就叫重视教育。即便不知道将来干啥，也要送孩子去学习。”两个哥哥在教育子女上达成共识，即使是做生意，读过书的人也比没读过书高一个层次。“读书仍是农村孩子改变自己命运最基本、最一般的途径，努力读书、读好书就是大多数人应该做到、争取之后也能做到的事。”这对父女合作的那份演讲稿中这样写。走出去的博士们开始倾尽心力，培养自己的下一代。屈维意买了最好的学区房，“咬着牙也得买”。屈婷则为孩子报了音乐班，让因20元不能报画画班的事情，不会在女儿身上重演。在秧田村，有近60%的劳动力外出务工。这几年，村里的居住环境大大改善，村中有供村民休闲的体育馆，也有供孩子们打球的篮球场，堪比一个功能完好的城市社区，但这里更适合养老。如果村民留在家乡，只能选择种植水稻和烟草，或去村子附近的织布厂打工。村里的年轻人为了赚钱走向全国各地，最远的去了海南做皮革生意。黄心瑶的妈妈在村里务农15年，在田里多年沉积的湿气令她手痛难忍，“实在受不了了”。她又去镇上卖了5年衣服，因家里有老人和孩子，不得不回家。在当地织布厂上班，一年只能挣到两万元。“应该把资源集中起来搞集体经济。”屈维意在大学做过水库库区移民的研究，回乡时，他对村干部建议，要扶持个别人带头做产业，以让留在村里的人有更多谋生选择。最令屈婷忧虑的仍是家乡的教育问题，“没办法，只能一点点去突破。”她还想过，老了之后，就回村里教书。去年，村里建立了一笔教育基金，20多万元，都是从村民处募捐所得。一位村干部说，希望这笔钱能用在激励小孩读书上，不是读到博士才给奖励，而是给从小成绩好、有特长的“潜力股”。博士墙设计时，博士们发回的图片风格并不一致，有人穿着学位服，有人仍是便装。村民们将这些照片和人物简介区域的底色确定为不易脱落的锈红色，然后将图片一张一张粘在板子上，再钉到墙上固定。每个人都希望，在风吹日晒雨淋侵蚀下，墙上的信息能保留得更久一点，村里的孩子放学回来，每天都能看到。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见习记者 尹海月文并摄收起

原标题：村里有面博士墙秧田村用一堵两层楼高的墙面，展示它当下所珍视的东西：墙上是村子迄今为止走出的26名博士的信息，以及哈佛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校名。自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以来，湖南省浏阳市沙市镇这个5000多人的村子，有800多个孩子考出了农村，其中包括26名博士和176名硕士。这是村民们引以为豪的。几年前，秧田村时任村支书罗泽及提议在村里立这么一面墙。他和其他村干部四处选址，选定了村口处一户人家楼房侧面的墙壁，这样可以“省一点资金”。他们去与房主商量此事，对方答复得很痛快，“要得要得”。墙边原本是这家的茅厕，为此贡献出来，改作绿地。村干部郑重其事地委托镇上一家广告公司设计墙面。2015年的一天，那面原本破旧的墙被粉刷一新，上面最醒目的是三个大字：博士墙。博士墙在罗泽及眼中，博士是一种“文化资源”。他的设想是展示村子的“耕读文化”，并激励村中孩子读书，甚至以此作为村子发展的支点。他很满意这个位置——在必经的村口，距村里的小学近，且周围好几户人家走出了博士。村里又花费3万多元去省会长沙买了一尊近2米高的孔子像，将从网上下载的这位教育家的简介刻在基座上。基座是一位搞建筑的村民做的。罗泽及认为，孔子是古代的一个文人，立在那儿“有文化氛围”，“希望孩子们能像博士们一样，读好书，出大才。”在博士们的头像上面，是用博士帽装饰的大字——“知识改变命运，文化孕育美德”，“勤耕重教，耕读传承”。这些话都是罗泽及设计的。它概括了村民的日常：耕种，养家，供养后辈上学。在村里工作26年，他亲眼看到，在一个普通的村庄，一批批农村孩子如何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1墙上的那些主角，早已远离家乡，有的在大学任教，有的下海创业，有的在北京和上海的中央商务区担任公司高管。如果没有这面审美奇特的墙，秧田村实在是很不起眼的村庄。秧田村地处浏阳北乡，整个浏阳市分为东、西、南、北四乡，南乡盛产花炮，西乡有花卉产业，东乡有林业资源，北乡只有世代耕种的土地。在秧田村，供养孩子读书的目的可以简化为：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用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也不用再出去打工卖苦力。对村民屈伟员而言，供两个孩子上学，就是希望他们毕业能找一份工作，“父母也少操一份心”。屈伟员的女儿屈婷是那面墙上的第一个女博士。2003年，屈婷考入南开大学，一直读到了博士。毕业后，她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她的弟弟屈强强则考入东北大学，成为公务员。他们的父母是村中最早外出打工的一批人。屈婷刚上小学的20世纪90年代初，父辈们开始进城打工——中国这场涉及几亿人的城市化进程至今仍在继续——屈婷和弟弟成了留守儿童。“我们是最早感受城乡差距的一代。”屈婷说。她跟着父母在城里生活过，当其他农村孩子还在用洗衣粉洗衣、洗头、洗澡时，她已经可以拿到一小袋洗发露。从城里回村时，她带了一卷白色卫生纸，结果一些同学各卷了一点回去珍藏——那时，村里的同龄人还是用旧作业本的纸张做手纸，不认识卫生纸。屈婷还是当时同学中唯一吃过冰淇淋的孩子，后来她承认，那段经历在她身体里埋下一颗种子，“不甘心一辈子在农村这么待下去”。她也体验过打工子弟与城市孩子的差距。她记得自己想参加一个绘画班，一学期费用20元，被父亲拒绝。20元相当于家庭月收入的六分之一。对于同一面墙上的罗洪涛、罗洪浪两兄弟来说，刻苦读书只是为了不再种地。罗洪浪对幼年的深刻记忆是，村民们白天农作，夜晚织布，直到午夜，整个村庄仍然不眠，家家户户传来的，都是“咚咚咚”的织布声。放学写完作业，兄弟俩还要给做篾匠手艺活儿的父亲打打下手。学校硬件设施也很差。冬天，教室的土墙四面漏风，学生的手脚常生冻疮。村里电压不稳，电流时断时续。寒冷的冬夜，半夜醒来发现有电，兄弟俩要爬出被窝写完作业。夏日更加难熬，为了省鞋，赤脚走路，脚底会被晒热的石板烫起水泡。在中国还没有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年代，他们的父亲罗建植的一件大事就是把种田、织布、做篾匠换来的钞票放在一个布袋里，等到开学，让孩子一人取走一沓。窘迫时还需举债。遇上搭上全部身家供子女读书的父母是一种幸运。那时，一学期3元学费都掏不出的家庭不在少数。罗洪浪是他同一届学生里唯一读书走出来的人。他的同班同学黄立平，成绩仅次于他。因为妈妈过早离世，还有两个弟弟要照顾，黄立平不得不辍学。两人的命运从此分野。2谈起那面墙上的昔日同窗，黄立平十分感慨。他当时并不知道，放弃求学，会把自己和别人都冲向不同的轨道。他仍在家里务农，把希望寄托在女儿黄心瑶身上。黄心瑶在村里读小学五年级，拿到的奖状贴满了家里一面墙。黄心瑶的妈妈武艳姿在当地织布厂上班，四姐妹里，小妹考上大学后留在深圳，是“混得最好”的一个。小妹成为武艳姿督促女儿读书的样本，“车子都是宝马，每次给外公外婆一拿就是几千元”，而自己最辛苦，又赚不到什么钱。作为一名小学生，黄心瑶觉得这面墙不怎么好看。坐着妈妈的摩托车去上学时，她每次都会经过这面墙。有一天，她跟妈妈承诺，一定发奋学习，“到那时候博士墙上会有我的名字。”墙上的那些名字，标志的不仅是个人的学业，还是一个家庭的体面。这些农村孩子从大学毕业后，会直接带来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屈婷博士毕业的第一年，父母就不再出去打工。家里的房子也重新整修，屈伟员参与了设计，将原来破旧的土砖房改建成了一栋“现代”的小楼。这样的小楼在如今的秧田村寻常可见。在村民们看来，修缮一新的楼房意味着家里“出了读书人”。早在2000年，秧田村的老支书王丰和就在村民大会上总结过，“哪一家出了大学生，哪一家的生活环境就得到了改变。”为了鼓励小孩读书，每年高考成绩揭晓，村干部都会带着400元奖励金，去每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家里道贺。去年，村里将奖励金提高到1000元，范围也扩大了。产生博士的家庭，门前还会被贴上一个“书香家庭”的牌子。考上博士的家庭会被加送一块“博士匾”。屈婷的家里就有这样一块匾，屈伟员将匾挂在客厅，进门即能看见，几个大字印在一张红色的纸上，裱在一个1米宽的金色外边玻璃框里：“恭维（意为恭喜——记者注）屈婷同学荣获博士学位。”3对于这种礼遇，博士们却有些战战兢兢。他们认为，自己能通过读书走出乡村，存在着偶然性。屈婷觉得，“学习好”像是自己一种保持很久的习惯。屈伟员起初断定女儿“不是读书的料”。女儿成绩越来越好，几乎没有让他操过心。倒是他眼中比女儿聪明的儿子，最初成绩不佳，读高一时在班级排名倒数。被叫到儿子寄宿的学校去开家长会，屈伟员火了。“你要么读好，要么不读，不读把（宿舍里的）被子拿回去。”屈伟员跟儿子说，“反正有你姐一个了，你姐读书好就可以了，要不你就跟堂哥去搞电脑。”自此，屈强强的成绩一路上升。屈婷一开始以为这是父亲的激将法，后来发现不是。“他就是这么想的，因为家里挺困难的，反正有一个已经读出来了，你读好了我供你，你不想读我也不强迫你。”“我跟我弟的成长是有偶然性的。”屈婷觉得，父亲最终培养出两个大学生，是件“神奇”的事情。如果弟弟稍微沉沦，放弃读书，就不会是今天的样子。她少年时的伙伴中就有人因偷窃、抢劫等问题坐牢。她认为，或许是自己和弟弟都具有一种好强的“自证意识”，而这种意识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她在城里读书时，一位老师曾因她是农村小孩而怀疑她考高分是作弊，这令她感到一种极大的屈辱感，“凭什么不相信我能考这个分？”“可能留下了要自我证明的一个意识。”但在这种“自证意识”背后，她并不真正明晰读书对一个人的意义。对另一位博士屈维意而言，连考大学这件事都曾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屈维意当初被送去读高中，只是因为“太小了，打工可怜”。那时，村里流行“读书考中专，拿个铁饭碗”，而“上高中还要花钱”，并不划算。考中专落败后，1.65米高的屈维意去工地上挑砖头和水泥，鞋子泡在泥水里都烂掉了。父亲心疼他，供他读高中，本意是让他过两年长大一点再去打工。高中读了不到两个月，屈维意就想要辍学。读高中要去镇上，父母耗重金为他买了全家唯一一辆新自行车，他却弄丢了。这令他痛恨自己。班主任不停给他做工作，讲一个女生自行车被偷后发奋读书、最后考上大学的故事。他决定发奋，并且第一次有了大学的概念。在此之前，他根本不知道还有大学这个东西，不知道读高中后是考大学，因为从来“没有人给你信息”。讲起曾经的经历，屈维意觉得“又残酷又神奇”。今天，当他在大学里讲起这些时，学生们惊奇不已，大家无法理解，自己的大学老师竟然曾连大学是什么都不知道？4这种求学历程几乎是博士墙上那些人的共同记忆。他们并不知道，读书、考大学，是干什么、为了什么。听到村里要建一面博士墙，屈婷觉得以此作为契机，进一步带动村里的小孩子读书是一件好事。毕竟，今天的秧田村已经不会出现因贫困上不起学的家庭。更重要的是，如何真正激发小孩子学习的动力。村里的小学今年年初，村里请屈婷为村里的小学生讲课。她左思右想，最后把主题定为了自由。课上，她问他们有什么目标，一个小朋友说想去法国，屈婷问她怎么才能去。这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想了想，给出的答案是好好学习，还要学法语。还有几个活跃的小孩子加了她的QQ。“还是要打开他们的世界。”屈婷觉得，对小孩子们来说，打破蒙昧的第一步是唤起他们自发学习的动力，教育不是灌输，不是考高分，而是唤醒，是点燃。2017年，当地一位小学校长托人找到屈伟员，请他给全校400多名家长“传授教育经验”。屈伟员赶紧联系在天津任教的女儿，“我要讲什么，女儿快来帮忙！”屈婷为父亲写了8页讲稿，让他带着去演讲。以前，屈婷和弟弟经常成为村民们教育自家孩子的样本，“看看人家也是留守儿童，怎么成绩就那么好？”这次，她以父亲的口吻，回应那些长期在外打工的父母：自己和弟弟能读出来不是因为自由生长，而是在初中以前，父母至少会有一方回家，保证孩子不会在关键时期缺乏爱和陪伴。她以贪玩的弟弟为例告诉家长，应当在发现孩子天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适当引导。两年前，罗洪浪和罗洪涛兄弟俩被村干部邀请，以“开学一封书信”的形式与家乡的孩子互动。他们在信中这样鼓励家乡的小孩：“一个人能否有出息，能否未来给社会给家乡作贡献，恰恰是我们从小养成的奋发向上和吃苦耐劳等品质，而非物质条件起作用……农村的成长经历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村里的孩子罗慧慧正在城里读中学，学校组织学生观看介绍博士村的视频，激励全校同学，“乡下的孩子都能考上博士，你们怎么不能？”5然而，屈婷感觉到，家乡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个亲戚咨询她，让不让孩子去读免学费、包分配的师范学校，屈婷很惊讶。这个亲戚暑假给孩子报学习班就能花好几万元，显然不是为了省钱。她了解到，选择师范是怕孩子找不到工作，“当老师稳定，压力小。”相比博士墙上的那26人，村民们感慨，这几年，村里考取名校的大学生越来越少，去年考了22人，却没有一个进入“211”和“985”重点大学。一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博士感慨，再把自己放在同样的环境，以同样的方式学习，他肯定考不上清华了。距离博士墙很近的秧田完全小学，这几年硬件逐渐改善，土操场铺上了塑胶跑道，学校配备了几十台计算机和一架钢琴。这个有着200多名学生的小学共有12位教师，每个教师平均一周要教15节课。“音体美教师还没有配齐。”校长无奈地说。但在秧田村，有一定经济条件的人都开始把小孩送到县里读书，在村里教书的老师们也给自己孩子报了课外辅导班。从墙上陈列的26名博士简介里能看到这种变化：年龄较小的几位博士已不是成长在秧田的农村娃，他们有的早早去了市里读书，有的从出生起就已经是“上海人”。秧田村的中学生罗妮在镇里排前几名，考入县里最好的高中田家炳中学后，却只能排到全校200多名。这令她一度沮丧。班级前10名都是城里的，他们入学成绩都比她低，却在入学后轻而易举超过了她。她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看他们也不努力，还会玩手机。”罗妮的父亲曾请市里的高中老师吃饭，老师坦承，很多学校宁愿招收生城市学生，也不愿意收农村学生，城里孩子眼界更高，基础更好。梯度是一级级排列下来的。作为一个县级市，与长沙市的名牌中学相比，当地最好的高中每年能有两人考上清华或北大已经是新闻。在田家炳中学，老师在课堂上会播放河北衡水中学的跑操视频，同学们被这个学校的学生跑着去吃饭、等饭时还要随身携带纸条的“疯狂”所震撼。罗妮也想成绩更进一步。她很纳闷，为什么有些城里的小孩看起来不努力也能考得很好，而有些农村同学晚上打着手电筒看书，却一直在班级倒数？村民们开始倾向于为孩子做一个更稳妥的选择。罗娇是本村读书最好的学生，本可以去镇里读最好的高中，但母亲说服她报考了省内一所师范学校，“现在大学生好多，工作不好找，这个稳定一点。”罗娇曾犹豫不决，她想考个好大学，但爸爸跟她说理想很美好，没有几个人能实现，“就跟做梦一样”。今年，秧田村共有3名学生读了师范院校，都是镇上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前些年，考不上高中才会选择这条路。罗娇眼下仍是矛盾的，她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对还是错。6博士墙上那句“知识改变命运”的标语，也遭遇了冲击。镇上的中学教师邓辅仁，教过其中的8名博士。如今他去家访，发现有些家长认为读了大学后也找不到好工作，干什么都能赚钱，对供孩子读书不那么重视了。“我跟家长说，你就是打工，你读了大学也比没读大学的工资要高。”对照是明显的——村民们总将博士墙与村里的另一面墙“公德墙”作对比。公德墙是在博士墙之后不久建成的，二者相隔不远，同样的高度。“上墙”的12人由村民公投选出，都是回报桑梓的“大老板”，依照捐资数额排列。第一位“大老板”的简介下写着：为修桥、修路、扩建学校等公益事业乐捐120万元。公德墙一些博士认为，虽然村民们很重视博士，但对这个群体实际不怎么了解。屈维意说，农村很多人认为的“有出息”就是能赚到钱。“他们说，屈博士读那么多（书），带领大家致富啊！”有人提议共同捐款修族谱，亲戚们自然地认为他有义务也有能力捐更多的钱。另一位博士曾听见邻居说，“（博士）毕业出来肯定得年薪百万！”“读书要变现，要么当官，要么赚钱，要么就白读了。”尽管相比其他村子，家乡已足够重视教育，但屈婷发现，在这层重视下，人们仍把知识作为一种手段。屈婷已经不记得大学第一志愿报的什么，考入南开后，她被调剂到哲学系，一路读博，走了一条“最简单的路”。弟弟屈强强所去的东北大学位于沈阳，他去该校的原因只是想去看看北方的鹅毛大雪。屈维意则稀里糊涂报考了武汉的一所军校，因为班主任告诉他考军校免学费——他没想过，也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选择。考入大学后，屈维意学习航海仪器工程专业。漫无目标的他听说一位学长保送了研究生，他惊奇，“什么叫保送研究生？”“他跟我说就是有一个更高的学历，比大学生还好。”屈维意于是给自己定下目标。他很顺利地保送读研。就在他准备继续攻读本专业时，一位学长跟他讲：“搞什么技术！你看那些搞指挥的，当个团长就有专车了。”“人家说什么好，就去干什么，自己也没有辨别能力，其实我对指挥技术完全不懂。”屈维意放弃了本校保研，转到另一所军校读航海指挥方向。直到后来，他才发现自己错过了一个多么好的机会——被誉为“中国电磁弹射之父”的马伟明院士当时是系主任，要挑一个本科生做他的研究生，他本来有机会跟着马伟明深造。当年保送的研究生里，他是第一名。屈维意遗憾地说，“那时候（读指挥）完全是错误。”像是一种烙印——人生的前半段，没有清晰的意义指向，没有前人的经验可借鉴，也没有准确的自我认知和规划，屈婷把他们的这种状态理解成“相对不自由”。一位同年级校友的经历让她很触动。这位校友高二时便跟随父母去欧洲游学，选择读南开是觉得个人性格太浮躁，与南开沉稳的校风互补。选择英语专业是因为知道一个国际化人才需要流利的语言工具，大学期间，校友又选修了国际贸易，毕业后如愿进入一家投资银行。“这就叫自由。经过选择的叫自由，没经过选择的不叫自由。”屈婷觉得，校友是领着命运走，而她，是被命运推着走。小学二年级时，喜欢读书的屈婷从父亲那里得到了琼瑶的言情小说《水云间》，读得津津有味，后来她才意识到这类书籍并不适合小学生。父亲没有这个意识。她转念一想，自己还算好的，很多农村孩子一本课外书都没有，而她还可以在外祖父的家里找到一本《西游记》。这些让屈婷反思，在农村，即使重视教育的父母，也更多停留在“读书是为了有更好出路”一层。另一方面，她也清楚，渴望父母有超出环境的远见不现实，愿意供子女读书就已难得。而且，“人都是一步步打开自己的世界的”。7直到现在，屈婷坚信读书仍是正确的选择。她想让家乡的人明白，尽管农村孩子会受到原生环境的限制，尽管不是每个孩子天生会读书，尽管读了书也不一定能挣大钱，但每个人应该去尽量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屈婷有两个做生意很成功的堂哥，都没上过大学，但都接受了教育，一个高中毕业，一个读了技术学校，“我伯母掏钱供他们读。这就叫重视教育。即便不知道将来干啥，也要送孩子去学习。”两个哥哥在教育子女上达成共识，即使是做生意，读过书的人也比没读过书高一个层次。“读书仍是农村孩子改变自己命运最基本、最一般的途径，努力读书、读好书就是大多数人应该做到、争取之后也能做到的事。”这对父女合作的那份演讲稿中这样写。走出去的博士们开始倾尽心力，培养自己的下一代。屈维意买了最好的学区房，“咬着牙也得买”。屈婷则为孩子报了音乐班，让因20元不能报画画班的事情，不会在女儿身上重演。在秧田村，有近60%的劳动力外出务工。这几年，村里的居住环境大大改善，村中有供村民休闲的体育馆，也有供孩子们打球的篮球场，堪比一个功能完好的城市社区，但这里更适合养老。如果村民留在家乡，只能选择种植水稻和烟草，或去村子附近的织布厂打工。村里的年轻人为了赚钱走向全国各地，最远的去了海南做皮革生意。黄心瑶的妈妈在村里务农15年，在田里多年沉积的湿气令她手痛难忍，“实在受不了了”。她又去镇上卖了5年衣服，因家里有老人和孩子，不得不回家。在当地织布厂上班，一年只能挣到两万元。“应该把资源集中起来搞集体经济。”屈维意在大学做过水库库区移民的研究，回乡时，他对村干部建议，要扶持个别人带头做产业，以让留在村里的人有更多谋生选择。最令屈婷忧虑的仍是家乡的教育问题，“没办法，只能一点点去突破。”她还想过，老了之后，就回村里教书。去年，村里建立了一笔教育基金，20多万元，都是从村民处募捐所得。一位村干部说，希望这笔钱能用在激励小孩读书上，不是读到博士才给奖励，而是给从小成绩好、有特长的“潜力股”。博士墙设计时，博士们发回的图片风格并不一致，有人穿着学位服，有人仍是便装。村民们将这些照片和人物简介区域的底色确定为不易脱落的锈红色，然后将图片一张一张粘在板子上，再钉到墙上固定。每个人都希望，在风吹日晒雨淋侵蚀下，墙上的信息能保留得更久一点，村里的孩子放学回来，每天都能看到。（见习记者 尹海月）收起

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共计137所，其中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42所（A类36所，B类6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95所。这137所学校可以分为两个阵营。第一类，原985大学、211大学全部入选。第二类，新入选的25所双非大学。25所双非大学根据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新增的25所双非大学可以分成两类。拥有1个及以上A+级学科的高校（17所）：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协和医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海洋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体育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天津工业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美术学院、西南石油大学没有A+级学科的高校（8所）：河南大学、宁波大学、成都理工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外交学院（未参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未参评）3所拥有顶级学科的高校南京医科大学现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8个（生物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药学、医学技术、护理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54个、3个交叉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临床医学工程、人文医学、健康政策管理）；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1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65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7个。南京医科大学拥有3个国家重点学科、1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29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个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在2省6市拥有24所附属医院（含非直属）。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南京医科大学取得优秀的成绩（1个A+，4个B+，1个B）：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获评A+级，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护理学获B+级，药学获评B级。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拥有4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4个博士学位授予权一级学科、5个硕士学位授予权一级学科、1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4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拥有3个国家重点学科、1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21个，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2个附属医院（3个直属）。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取得优秀的成绩（1个A+，1个B+，1个B）：中药学获评A+级，中医学获B+级，中西医结合获评B级。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现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是一所军校，隶属战略支援部队。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获评1个A+、2个A-学科： 测绘科学与技术学科获得A+，信息与通信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两个学科获得A-。首批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很大程度参考了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获得A+级学科的高校有较大概率入选双一流，其中新增的双非高校中17所拥有1个及以上的A+级学科。没有A+级学科却入选的高校只有8所，有A+级学科没入选的高校只有3所。根据教育部指示，双一流建设名单不是固定，会定期进行调整。因此，落选的实力派高校还是有希望进入下一轮双一流建设行列的。收起

博士墙公德墙村里的小学秧田村用一堵两层楼高的墙面，展示它当下所珍视的东西：墙上是村子迄今为止走出的26名博士的信息，以及哈佛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校名。自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以来，湖南省浏阳市沙市镇这个5000多人的村子，有800多个孩子考出了农村，其中包括26名博士和176名硕士。这是村民们引以为豪的。几年前，秧田村时任村支书罗泽及提议在村里立这么一面墙。他和其他村干部四处选址，选定了村口处一户人家楼房侧面的墙壁，这样可以“省一点资金”。他们去与房主商量此事，对方答复得很痛快，“要得要得”。墙边原本是这家的茅厕，为此贡献出来，改作绿地。村干部郑重其事地委托镇上一家广告公司设计墙面。2015年的一天，那面原本破旧的墙被粉刷一新，上面最醒目的是三个大字：博士墙。在罗泽及眼中，博士是一种“文化资源”。他的设想是展示村子的“耕读文化”，并激励村中孩子读书，甚至以此作为村子发展的支点。他很满意这个位置——在必经的村口，距村里的小学近，且周围好几户人家走出了博士。村里又花费3万多元去省会长沙买了一尊近2米高的孔子像，将从网上下载的这位教育家的简介刻在基座上。基座是一位搞建筑的村民做的。罗泽及认为，孔子是古代的一个文人，立在那儿“有文化氛围”，“希望孩子们能像博士们一样，读好书，出大才。”在博士们的头像上面，是用博士帽装饰的大字——“知识改变命运，文化孕育美德”，“勤耕重教，耕读传承”。这些话都是罗泽及设计的。它概括了村民的日常：耕种，养家，供养后辈上学。在村里工作26年，他亲眼看到，在一个普通的村庄，一批批农村孩子如何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1墙上的那些主角，早已远离家乡，有的在大学任教，有的下海创业，有的在北京和上海的中央商务区担任公司高管。如果没有这面审美奇特的墙，秧田村实在是很不起眼的村庄。秧田村地处浏阳北乡，整个浏阳市分为东、西、南、北四乡，南乡盛产花炮，西乡有花卉产业，东乡有林业资源，北乡只有世代耕种的土地。在秧田村，供养孩子读书的目的可以简化为：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用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也不用再出去打工卖苦力。对村民屈伟员而言，供两个孩子上学，就是希望他们毕业能找一份工作，“父母也少操一份心”。屈伟员的女儿屈婷是那面墙上的第一个女博士。2003年，屈婷考入南开大学，一直读到了博士。毕业后，她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她的弟弟屈强强则考入东北大学，成为公务员。他们的父母是村中最早外出打工的一批人。屈婷刚上小学的20世纪90年代初，父辈们开始进城打工——中国这场涉及几亿人的城市化进程至今仍在继续——屈婷和弟弟成了留守儿童。“我们是最早感受城乡差距的一代。”屈婷说。她跟着父母在城里生活过，当其他农村孩子还在用洗衣粉洗衣、洗头、洗澡时，她已经可以拿到一小袋洗发露。从城里回村时，她带了一卷白色卫生纸，结果一些同学各卷了一点回去珍藏——那时，村里的同龄人还是用旧作业本的纸张做手纸，不认识卫生纸。屈婷还是当时同学中唯一吃过冰淇淋的孩子，后来她承认，那段经历在她身体里埋下一颗种子，“不甘心一辈子在农村这么待下去”。她也体验过打工子弟与城市孩子的差距。她记得自己想参加一个绘画班，一学期费用20元，被父亲拒绝。20元相当于家庭月收入的六分之一。对于同一面墙上的罗洪涛、罗洪浪两兄弟来说，刻苦读书只是为了不再种地。罗洪浪对幼年的深刻记忆是，村民们白天农作，夜晚织布，直到午夜，整个村庄仍然不眠，家家户户传来的，都是“咚咚咚”的织布声。放学写完作业，兄弟俩还要给做篾匠手艺活儿的父亲打打下手。学校硬件设施也很差。冬天，教室的土墙四面漏风，学生的手脚常生冻疮。村里电压不稳，电流时断时续。寒冷的冬夜，半夜醒来发现有电，兄弟俩要爬出被窝写完作业。夏日更加难熬，为了省鞋，赤脚走路，脚底会被晒热的石板烫起水泡。在中国还没有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年代，他们的父亲罗建植的一件大事就是把种田、织布、做篾匠换来的钞票放在一个布袋里，等到开学，让孩子一人取走一沓。窘迫时还需举债。遇上搭上全部身家供子女读书的父母是一种幸运。那时，一学期3元学费都掏不出的家庭不在少数。罗洪浪是他同一届学生里唯一读书走出来的人。他的同班同学黄立平，成绩仅次于他。因为妈妈过早离世，还有两个弟弟要照顾，黄立平不得不辍学。两人的命运从此分野。2谈起那面墙上的昔日同窗，黄立平十分感慨。他当时并不知道，放弃求学，会把自己和别人都冲向不同的轨道。他仍在家里务农，把希望寄托在女儿黄心瑶身上。黄心瑶在村里读小学五年级，拿到的奖状贴满了家里一面墙。黄心瑶的妈妈武艳姿在当地织布厂上班，四姐妹里，小妹考上大学后留在深圳，是“混得最好”的一个。小妹成为武艳姿督促女儿读书的样本，“车子都是宝马，每次给外公外婆一拿就是几千元”，而自己最辛苦，又赚不到什么钱。作为一名小学生，黄心瑶觉得这面墙不怎么好看。坐着妈妈的摩托车去上学时，她每次都会经过这面墙。有一天，她跟妈妈承诺，一定发奋学习，“到那时候博士墙上会有我的名字。”墙上的那些名字，标志的不仅是个人的学业，还是一个家庭的体面。这些农村孩子从大学毕业后，会直接带来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屈婷博士毕业的第一年，父母就不再出去打工。家里的房子也重新整修，屈伟员参与了设计，将原来破旧的土砖房改建成了一栋“现代”的小楼。这样的小楼在如今的秧田村寻常可见。在村民们看来，修缮一新的楼房意味着家里“出了读书人”。早在2000年，秧田村的老支书王丰和就在村民大会上总结过，“哪一家出了大学生，哪一家的生活环境就得到了改变。”为了鼓励小孩读书，每年高考成绩揭晓，村干部都会带着400元奖励金，去每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家里道贺。去年，村里将奖励金提高到1000元，范围也扩大了。产生博士的家庭，门前还会被贴上一个“书香家庭”的牌子。考上博士的家庭会被加送一块“博士匾”。屈婷的家里就有这样一块匾，屈伟员将匾挂在客厅，进门即能看见，几个大字印在一张红色的纸上，裱在一个1米宽的金色外边玻璃框里：“恭维（意为恭喜——记者注）屈婷同学荣获博士学位。”3对于这种礼遇，博士们却有些战战兢兢。他们认为，自己能通过读书走出乡村，存在着偶然性。屈婷觉得，“学习好”像是自己一种保持很久的习惯。屈伟员起初断定女儿“不是读书的料”。女儿成绩越来越好，几乎没有让他操过心。倒是他眼中比女儿聪明的儿子，最初成绩不佳，读高一时在班级排名倒数。被叫到儿子寄宿的学校去开家长会，屈伟员火了。“你要么读好，要么不读，不读把（宿舍里的）被子拿回去。”屈伟员跟儿子说，“反正有你姐一个了，你姐读书好就可以了，要不你就跟堂哥去搞电脑。”自此，屈强强的成绩一路上升。屈婷一开始以为这是父亲的激将法，后来发现不是。“他就是这么想的，因为家里挺困难的，反正有一个已经读出来了，你读好了我供你，你不想读我也不强迫你。”“我跟我弟的成长是有偶然性的。”屈婷觉得，父亲最终培养出两个大学生，是件“神奇”的事情。如果弟弟稍微沉沦，放弃读书，就不会是今天的样子。她少年时的伙伴中就有人因偷窃、抢劫等问题坐牢。她认为，或许是自己和弟弟都具有一种好强的“自证意识”，而这种意识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她在城里读书时，一位老师曾因她是农村小孩而怀疑她考高分是作弊，这令她感到一种极大的屈辱感，“凭什么不相信我能考这个分？”“可能留下了要自我证明的一个意识。”但在这种“自证意识”背后，她并不真正明晰读书对一个人的意义。对另一位博士屈维意而言，连考大学这件事都曾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屈维意当初被送去读高中，只是因为“太小了，打工可怜”。那时，村里流行“读书考中专，拿个铁饭碗”，而“上高中还要花钱”，并不划算。考中专落败后，1.65米高的屈维意去工地上挑砖头和水泥，鞋子泡在泥水里都烂掉了。父亲心疼他，供他读高中，本意是让他过两年长大一点再去打工。高中读了不到两个月，屈维意就想要辍学。读高中要去镇上，父母耗重金为他买了全家唯一一辆新自行车，他却弄丢了。这令他痛恨自己。班主任不停给他做工作，讲一个女生自行车被偷后发奋读书、最后考上大学的故事。他决定发奋，并且第一次有了大学的概念。在此之前，他根本不知道还有大学这个东西，不知道读高中后是考大学，因为从来“没有人给你信息”。讲起曾经的经历，屈维意觉得“又残酷又神奇”。今天，当他在大学里讲起这些时，学生们惊奇不已，大家无法理解，自己的大学老师竟然曾连大学是什么都不知道？4这种求学历程几乎是博士墙上那些人的共同记忆。他们并不知道，读书、考大学，是干什么、为了什么。听到村里要建一面博士墙，屈婷觉得以此作为契机，进一步带动村里的小孩子读书是一件好事。毕竟，今天的秧田村已经不会出现因贫困上不起学的家庭。更重要的是，如何真正激发小孩子学习的动力。今年年初，村里请屈婷为村里的小学生讲课。她左思右想，最后把主题定为了自由。课上，她问他们有什么目标，一个小朋友说想去法国，屈婷问她怎么才能去。这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想了想，给出的答案是好好学习，还要学法语。还有几个活跃的小孩子加了她的QQ。“还是要打开他们的世界。”屈婷觉得，对小孩子们来说，打破蒙昧的第一步是唤起他们自发学习的动力，教育不是灌输，不是考高分，而是唤醒，是点燃。2017年，当地一位小学校长托人找到屈伟员，请他给全校400多名家长“传授教育经验”。屈伟员赶紧联系在天津任教的女儿，“我要讲什么，女儿快来帮忙！”屈婷为父亲写了8页讲稿，让他带着去演讲。以前，屈婷和弟弟经常成为村民们教育自家孩子的样本，“看看人家也是留守儿童，怎么成绩就那么好？”这次，她以父亲的口吻，回应那些长期在外打工的父母：自己和弟弟能读出来不是因为自由生长，而是在初中以前，父母至少会有一方回家，保证孩子不会在关键时期缺乏爱和陪伴。她以贪玩的弟弟为例告诉家长，应当在发现孩子天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适当引导。两年前，罗洪浪和罗洪涛兄弟俩被村干部邀请，以“开学一封书信”的形式与家乡的孩子互动。他们在信中这样鼓励家乡的小孩：“一个人能否有出息，能否未来给社会给家乡作贡献，恰恰是我们从小养成的奋发向上和吃苦耐劳等品质，而非物质条件起作用……农村的成长经历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村里的孩子罗慧慧正在城里读中学，学校组织学生观看介绍博士村的视频，激励全校同学，“乡下的孩子都能考上博士，你们怎么不能？”5然而，屈婷感觉到，家乡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个亲戚咨询她，让不让孩子去读免学费、包分配的师范学校，屈婷很惊讶。这个亲戚暑假给孩子报学习班就能花好几万元，显然不是为了省钱。她了解到，选择师范是怕孩子找不到工作，“当老师稳定，压力小。”相比博士墙上的那26人，村民们感慨，这几年，村里考取名校的大学生越来越少，去年考了22人，却没有一个进入“211”和“985”重点大学。一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博士感慨，再把自己放在同样的环境，以同样的方式学习，他肯定考不上清华了。距离博士墙很近的秧田完全小学，这几年硬件逐渐改善，土操场铺上了塑胶跑道，学校配备了几十台计算机和一架钢琴。这个有着200多名学生的小学共有12位教师，每个教师平均一周要教15节课。“音体美教师还没有配齐。”校长无奈地说。但在秧田村，有一定经济条件的人都开始把小孩送到县里读书，在村里教书的老师们也给自己孩子报了课外辅导班。从墙上陈列的26名博士简介里能看到这种变化：年龄较小的几位博士已不是成长在秧田的农村娃，他们有的早早去了市里读书，有的从出生起就已经是“上海人”。秧田村的中学生罗妮在镇里排前几名，考入县里最好的高中田家炳中学后，却只能排到全校200多名。这令她一度沮丧。班级前10名都是城里的，他们入学成绩都比她低，却在入学后轻而易举超过了她。她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看他们也不努力，还会玩手机。”罗妮的父亲曾请市里的高中老师吃饭，老师坦承，很多学校宁愿招收生城市学生，也不愿意收农村学生，城里孩子眼界更高，基础更好。梯度是一级级排列下来的。作为一个县级市，与长沙市的名牌中学相比，当地最好的高中每年能有两人考上清华或北大已经是新闻。在田家炳中学，老师在课堂上会播放河北衡水中学的跑操视频，同学们被这个学校的学生跑着去吃饭、等饭时还要随身携带纸条的“疯狂”所震撼。罗妮也想成绩更进一步。她很纳闷，为什么有些城里的小孩看起来不努力也能考得很好，而有些农村同学晚上打着手电筒看书，却一直在班级倒数？村民们开始倾向于为孩子做一个更稳妥的选择。罗娇是本村读书最好的学生，本可以去镇里读最好的高中，但母亲说服她报考了省内一所师范学校，“现在大学生好多，工作不好找，这个稳定一点。”罗娇曾犹豫不决，她想考个好大学，但爸爸跟她说理想很美好，没有几个人能实现，“就跟做梦一样”。今年，秧田村共有3名学生读了师范院校，都是镇上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前些年，考不上高中才会选择这条路。罗娇眼下仍是矛盾的，她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对还是错。6博士墙上那句“知识改变命运”的标语，也遭遇了冲击。镇上的中学教师邓辅仁，教过其中的8名博士。如今他去家访，发现有些家长认为读了大学后也找不到好工作，干什么都能赚钱，对供孩子读书不那么重视了。“我跟家长说，你就是打工，你读了大学也比没读大学的工资要高。”对照是明显的——村民们总将博士墙与村里的另一面墙“公德墙”作对比。公德墙是在博士墙之后不久建成的，二者相隔不远，同样的高度。“上墙”的12人由村民公投选出，都是回报桑梓的“大老板”，依照捐资数额排列。第一位“大老板”的简介下写着：为修桥、修路、扩建学校等公益事业乐捐120万元。一些博士认为，虽然村民们很重视博士，但对这个群体实际不怎么了解。屈维意说，农村很多人认为的“有出息”就是能赚到钱。“他们说，屈博士读那么多（书），带领大家致富啊！”有人提议共同捐款修族谱，亲戚们自然地认为他有义务也有能力捐更多的钱。另一位博士曾听见邻居说，“（博士）毕业出来肯定得年薪百万！”“读书要变现，要么当官，要么赚钱，要么就白读了。”尽管相比其他村子，家乡已足够重视教育，但屈婷发现，在这层重视下，人们仍把知识作为一种手段。屈婷已经不记得大学第一志愿报的什么，考入南开后，她被调剂到哲学系，一路读博，走了一条“最简单的路”。弟弟屈强强所去的东北大学位于沈阳，他去该校的原因只是想去看看北方的鹅毛大雪。屈维意则稀里糊涂报考了武汉的一所军校，因为班主任告诉他考军校免学费——他没想过，也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选择。考入大学后，屈维意学习航海仪器工程专业。漫无目标的他听说一位学长保送了研究生，他惊奇，“什么叫保送研究生？”“他跟我说就是有一个更高的学历，比大学生还好。”屈维意于是给自己定下目标。他很顺利地保送读研。就在他准备继续攻读本专业时，一位学长跟他讲：“搞什么技术！你看那些搞指挥的，当个团长就有专车了。”“人家说什么好，就去干什么，自己也没有辨别能力，其实我对指挥技术完全不懂。”屈维意放弃了本校保研，转到另一所军校读航海指挥方向。直到后来，他才发现自己错过了一个多么好的机会——被誉为“中国电磁弹射之父”的马伟明院士当时是系主任，要挑一个本科生做他的研究生，他本来有机会跟着马伟明深造。当年保送的研究生里，他是第一名。屈维意遗憾地说，“那时候（读指挥）完全是错误。”像是一种烙印——人生的前半段，没有清晰的意义指向，没有前人的经验可借鉴，也没有准确的自我认知和规划，屈婷把他们的这种状态理解成“相对不自由”。一位同年级校友的经历让她很触动。这位校友高二时便跟随父母去欧洲游学，选择读南开是觉得个人性格太浮躁，与南开沉稳的校风互补。选择英语专业是因为知道一个国际化人才需要流利的语言工具，大学期间，校友又选修了国际贸易，毕业后如愿进入一家投资银行。“这就叫自由。经过选择的叫自由，没经过选择的不叫自由。”屈婷觉得，校友是领着命运走，而她，是被命运推着走。小学二年级时，喜欢读书的屈婷从父亲那里得到了琼瑶的言情小说《水云间》，读得津津有味，后来她才意识到这类书籍并不适合小学生。父亲没有这个意识。她转念一想，自己还算好的，很多农村孩子一本课外书都没有，而她还可以在外祖父的家里找到一本《西游记》。这些让屈婷反思，在农村，即使重视教育的父母，也更多停留在“读书是为了有更好出路”一层。另一方面，她也清楚，渴望父母有超出环境的远见不现实，愿意供子女读书就已难得。而且，“人都是一步步打开自己的世界的”。7直到现在，屈婷坚信读书仍是正确的选择。她想让家乡的人明白，尽管农村孩子会受到原生环境的限制，尽管不是每个孩子天生会读书，尽管读了书也不一定能挣大钱，但每个人应该去尽量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屈婷有两个做生意很成功的堂哥，都没上过大学，但都接受了教育，一个高中毕业，一个读了技术学校，“我伯母掏钱供他们读。这就叫重视教育。即便不知道将来干啥，也要送孩子去学习。”两个哥哥在教育子女上达成共识，即使是做生意，读过书的人也比没读过书高一个层次。“读书仍是农村孩子改变自己命运最基本、最一般的途径，努力读书、读好书就是大多数人应该做到、争取之后也能做到的事。”这对父女合作的那份演讲稿中这样写。走出去的博士们开始倾尽心力，培养自己的下一代。屈维意买了最好的学区房，“咬着牙也得买”。屈婷则为孩子报了音乐班，让因20元不能报画画班的事情，不会在女儿身上重演。在秧田村，有近60%的劳动力外出务工。这几年，村里的居住环境大大改善，村中有供村民休闲的体育馆，也有供孩子们打球的篮球场，堪比一个功能完好的城市社区，但这里更适合养老。如果村民留在家乡，只能选择种植水稻和烟草，或去村子附近的织布厂打工。村里的年轻人为了赚钱走向全国各地，最远的去了海南做皮革生意。黄心瑶的妈妈在村里务农15年，在田里多年沉积的湿气令她手痛难忍，“实在受不了了”。她又去镇上卖了5年衣服，因家里有老人和孩子，不得不回家。在当地织布厂上班，一年只能挣到两万元。“应该把资源集中起来搞集体经济。”屈维意在大学做过水库库区移民的研究，回乡时，他对村干部建议，要扶持个别人带头做产业，以让留在村里的人有更多谋生选择。最令屈婷忧虑的仍是家乡的教育问题，“没办法，只能一点点去突破。”她还想过，老了之后，就回村里教书。去年，村里建立了一笔教育基金，20多万元，都是从村民处募捐所得。一位村干部说，希望这笔钱能用在激励小孩读书上，不是读到博士才给奖励，而是给从小成绩好、有特长的“潜力股”。博士墙设计时，博士们发回的图片风格并不一致，有人穿着学位服，有人仍是便装。村民们将这些照片和人物简介区域的底色确定为不易脱落的锈红色，然后将图片一张一张粘在板子上，再钉到墙上固定。每个人都希望，在风吹日晒雨淋侵蚀下，墙上的信息能保留得更久一点，村里的孩子放学回来，每天都能看到。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见习记者 尹海月文并摄 来源：中国青年报收起

春天，是属于花朵的季节，它用繁花似锦诠释着对大地的情谊。你瞧，桃红了，杏粉了，梨白了，还有那许多不知名的花儿，你不让我我不让你，正紧锣密鼓地闪亮登场。植树节”是一些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的以宣传森林效益，并动员群众参加造林为活动内容的节日。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让我们无暇顾及身边的花草树木，即使雾霾严重，大家也是行色匆匆的赶路，习以为常。种树的情结业变得淡薄了。现在的植树造林不仅可以绿化和美化家园，同时还可以起到扩大山林资源、防止水土流失、保护农田、调节气候、促进经济发展等作用，是一项利于当代、造福子孙的宏伟工程。喜欢大自然的孩子在高考志愿填报时可以关注这几个专业。地理国情监测：该专业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现代测绘技术、人文社会科学调查技术，具有地理国情动态获取、集成处理、综合分析和评估等能力的交叉复合型专门人才。本专业主要学习测绘技术专业的相关知识，受到该专业的相关训练，具有对卫星导航定位（GPS）、航空航天遥感等技术的使用和维护的能力。毕业生能在测绘、国土、规划、民政、水利、交通、环境、生态、矿产、农业、林业、人口、海洋、气象、国防、军事、安全、公共卫生、重大工程等政府部门、科研院校、企事业单位从事与地理国情监测相关的科研、教育、技术研发和管理工作。开设高校：武汉大学 广西师范学院森林工程：是以森林资源建设与保护、开发与利用为目的的一门综合性应用专业。它以森林生态学为依据研究森林合理采伐的方式和集林方式，以运筹学为基础，研究木材生产的优化规划方案选择。组织管理和经济效益，以工程力学和机械学为基础研究采运工程建设和机械的使用，森林工程学的形成和完善推动了林业工程的发展。森林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可在林业部门从事森林工程方面的生产技术、组织管理、规划设计和研究工作;也可以到交通道路部门、机械行业、经济管理部门、教育系统、研究机构、行政机关等部门工作，也有毕业生选择了直接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或者出国留学深造。开设高校：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西南林业大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广西大学、 福建农林大学、 吉林林学院、内蒙古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是综合利用科学和艺术手段营造人类美好的室外生活境域的一个行业和一门学科。是以"生物、生态学科"为主，并与其他非生物学科（例如土木、建筑、城市规划）、哲学、历史和文学艺术等学科相结合的综合学科。建筑类本科专业包括：建筑学专业、城乡规划专业、风景园林专业。就业方向主要就业单位包括园林局、设计院、苗圃、园林设计公司、旅游规划设计公司、风景旅游区、房地产公司、大中专院校教师以及其他建筑与环境工程、市政园林、公用事业、城乡规划建设管理等相关的行业、部门机构。本科毕业生也可继续攻读园林、景观、建筑、城市规划、环境艺术专业类的硕士学位。高校推荐：同济大学、东南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福建农林大学、重庆大学、华中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等植物保护：是生命科学领域的传统优势专业，它以植物病理学、普通昆虫学、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农业生态学、土壤学，栽培学，杂草学，信息科学为基础，研究有害生物的发生发展规律并提出综合治理技术，其下分设植物病理学、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农药学三个二级学科。该专业学生毕业后可从事植物保护、农产品安全与检验、无公害农产品的农药残留安全与检验、农药加工和经营管理工作。就业于各级农业、林业部门;进出口检疫检验部门;海关部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部门;农药生产企业;各级基层农场、林场、森林公园等。高校推荐：浙江大学、浙江农林大学、山东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 长江大学、 河北农业大学、 西南大学、沈阳农业大学 、广西大学、中国农业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海南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福建农林大学 、新疆农业大学 、新疆塔里木大学、西南大学、信阳农林学院、贵州大学 、江西农业大学、 河南农业大学、宁夏大学、 甘肃农业大学 、石河子大学园林：主要培养从事园林植物繁育、养护管理与应用，城乡各类园林绿地的规划与设计，园林施工组织与管理等方面的高级复合型科学技术人才。本专业培养具备生态学、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等方面的知识，能在城市建设、园林、林业部门和花卉企业从事风景区、森林公园、城镇各类园林绿地的规划、设计、施工、园林植物繁育栽培、养护及管理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学生毕业后可在园林、林业、城乡建设、市政交通、教育等相关部门从事园林植物的繁育栽培、养护管理和种植设计以及城乡各类园林绿地、园林建筑等方面的规划设计、施工管理、教育、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工作。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四川农业大学、河南城建学院、丽水学院、同济大学、青岛农业大学、贵州大学、扬州大学、新疆农业大学、江西农业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东北农业大学、浙江农林大学、浙江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安徽科技学院、福建农林大学、山东农业大学、河南农业大学、阜阳师范大学、长江大学、湖南科技大学、湖南农业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西南林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河北农业大学、云南农业大学、山西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林学：本专业培养具备森林培育、林木遗传育种、森林生态、森林经理、森林病虫害防治 与检疫、水土保持与防护林建设、野生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能在林业、农业、环 保、国土绿化等相关部门或企事业单位从事森林培育、森林资源保护与管理、森林（湿地）生态环 境建设、国土绿化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林学专业学生毕业后可在林业、农业、环境保护等部门从事森林培育、森林资源保护、森林生态环境建设的岗位工作。林学专业就业岗位包括：景观设计师、林业技术员、GIS销售经理、技术支持、景观工程师、苗圃技术员、销售经理、林业工程师、苗木采购员、农业仪器销售助理、园艺 园林 景观设计师、技术支持工程师等。北京林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江西农业大学、山西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贵州大学、四川农业大学、西南林业大学、青海大学、福建农林大学、河北农业大学、浙江农林大学、河南农业大学、西南大学森林保护：本专业培养具备林学、森林保护学、生物学、生态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在森林保护、林业、园林、动植物检验检疫、自然保护区等相关领域从事林业有害生物监测、检疫和防控的科研、教学、科技开发与推广、行政管理等方面工作的高级科学技术人才。森林保护专业的毕业生能在林业、农业、环境保护等相关行业的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从事森林培育、森林资源保护、管理与利用、林业生态建设及管理等工作，也可在高校从事教学工作。森林保护专业的就业范围较窄，毕业生可就职于林业局、林业站、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环保等单位，从事森林资源调查与资产评估、森林及园林绿化植物的病虫害防治、护林防火、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管理等工作。高校推荐：北京林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福建农林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浙江农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沈阳农业大学、山西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东北电力大学、江西农业大学、西南林业大学生态学：本专业培养具备生物学及其他相关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系统地掌握生态学专业理 论和知识，具有开展生态学实验和野外实践的技能，能在与生态学密切相关的农业、林业、水利、 环保、规划等教学与科研单位、职能部门和企业从事生态学教学、科研、技术开发等工作，具有良 好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生态学专业毕业生可担任农业、环保、计划、国土资源等部门的行政管理工作、高等院校教学科研工作、科研单位及生产部门的科技工作，各级技术推广单位的技术管理和推广工作，各层次的生态农业、生态工程的设计和建设工作，区域农业开发的规划、设计、实施及管理工作。高校推荐：北京师范大学、 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 云南大学、兰州大学、北京大学、 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 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京林业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四川大学、 西南大学、 河北师范大学收起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5月22日讯（通讯员屈喜龙 摄影 贺灿卫 汪洋）5月21日上午，湖南财院在办公楼715会议室主办“智能+”产业发展高峰论坛暨现代财经背景下人工智能专业培养方案研讨会，省科技厅高新处处长卿涧波以及来自政府和省内各高校从事人工智能专业教学的专家学者、从事人工智能相关行业的企业代表以及湖南财院相关部门的领导、老师等4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湖南财院信息技术与管理学院院长屈喜龙主持，湖南财院党委书记肖湘愚、副校长樊晓平出席会议并致辞。会议现场（贺灿卫/摄）肖湘愚表示，学校将大力推进实施“智能+财经”“智能+教育”等领域的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计划；希望以此次论坛为契机，把握战略机遇，做好建设规划，不断创新培养模式，促进研究成果转化，深入推进校企合作及学校人工智能、大数据相关学科的建设，为我国人工智能大数据领域的战略发展贡献财院的智慧和力量。湖南财院党委书记肖湘愚致辞（汪洋/摄）研讨会分两部分进行，首先探讨了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5G等前沿理论、政策导向和发展趋势、人工智能专业人才的培养等方面内容。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财政金融部主任李迪作了题为“人工智能与经济专业融合趋势”的报告，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资源制图专委会委员、中国管理科学学会旅游管理专委会委员孙文作了题为“5G、AI引领下的产业互联网新机遇”的报告，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信息部总经理徐亮作了题为“企业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化转型之痛”的报告，新工科联盟实践教学工委会副主任尹刚博士作了题为“大规模人工智能实践教学模式创新与应用”的报告，中南大学、湖南省自兴人工智能研究院陈白帆博士作了题为“中南大学智能专业建设概况”的报告，湖南大学机器人学院常务副院长李智勇教授作了题为“湖南大学人工智能+专业学科建设探索实践”的报告。湖南财院副校长樊晓平致辞（汪洋/摄）省科技厅高新处卿涧波处长发言（汪洋/摄）研讨会第二部分内容是对湖南财院人工智能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论证。郎琳博士对湖南财院人工智能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过程和思路进行了详细解读。卿涧波结合我省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现状，从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大学生创新创业等角度为我校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提出了宝贵意见；湖南省人工智能学会秘书长、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陈爱斌教授，中南大学陈白帆博士，湖南工程学院人工智能产业学院副院长唐志航教授，湖南信息学院电子信息学院副院长余波教授等专家在人工智能专业课程设计、专业特色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天云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何敬敏、湖南智擎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刘赛从企业人才需求的角度提出了建议。樊晓平以“高”“新”“实”三个字对这次研讨会进行全面总结。他认为，“高”主要体现在研讨会规格与专家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新”指出了湖南财院人工智能专业人才的培养要面向“新工科”“新基建”以及结合学校财经专业特色的“新视野”，最后强调人工智能专业人才的培养一定要落到一个“实”字上。会议气氛热烈，促进了前沿理论以及人才培养经验的交流，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校际协同发展搭建了良好的平台。[责编:陈龙][来源: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收起

记者从北京植物园管理处获悉，北京植物园成功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这也是北京公园行业的首个博士后工作站。未来，工作站将发挥科研力量，推进产学研合作，让市民欣赏到更多的新优植物品种。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批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等497个单位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通知》（人社部函〔2020〕108号），北京植物园成功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工作站获批后，北京植物园成为北京公园行业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可招收、培养博士后的单位。植物园为什么能获评博士后工作站？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北京市植物园建于1956年，是全国唯一一座由国务院批准建立的植物园，集科学研究、科学普及、游览休憩、植物种质资源保护和新优植物开发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植物园。公园由科研区、植物展览区、名胜古迹区和自然保护区组成，园内收集展示各类植物10000余种（含品种）共150余万株，是新优植物引种、驯化、繁育基地。此外，北京植物园还拥有国家林业种质资源平台、北京市花卉园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植物种质资源收集与保育北京市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城乡生态环境北京实验室和国际海棠品种登录中心，与国际多家知名植物园建立了合作关系，具有较好的科研工作基础和较强国际科技合作能力。在海棠种质资源收集评价、珍稀濒危植物保育方向、植物新品种培育方向、抗逆乡土树种引种收集和野生花卉研发与示范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科创新成果。在科研人才方面，北京植物园具有一批高水平的科研人才队伍，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人员近50人，拥有博士学位的20余人。同时拥有北京市花卉园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博士后在站期间的科研工作提供保障。未来，植物园将发挥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作用，培养高层次技术人才，为助推植物园科研工作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推进产学研合作，促进博士后科技成果转化。进一步加强植物引种保育工作，植物分类学研究、新优植物培育等工作。同时，公园还将通过多种多样的植物展览、活动，让市民欣赏到更多的新优植物品种，感受科技给人民生活带来的改变，享受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不断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来源 北京日报客户端 | 记者 叶晓彦编辑 王雯淼流程编辑 刘伟利【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收起

2020年林业中级工程师申报人员经新邵县大形山国有林场初审，拟推荐厉堤同志申报林业中级工程师，现予以公示，公示时间自2020年8月26日至8月30日止，公示期为五天，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新邵县大形山国有林场政工股反映，联系电话：0739-3640954，联系人：朱权伟。附件：厉堤技术职称申报材料公示表新邵县大形山国有林场 2020年8月25日【来源：县林业局】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收起

发布日期：2020-10-28 17:41浏览次数：根据我市职称评审条件和推荐程序，结合目前市直文化旅游系统内各推荐单位具有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数及岗位设置情况，经过各单位对申报职称人员的职业道德、工作态度、学术技术水平、工作能力和业绩贡献等情况进行综合考核评议，同意推荐洪爱英等1人申报林业工程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现将人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10月28日至11月3日（5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如有问题可举证举报。为便于对举报问题进行调查核实，举报人在举报问题时，要提供具体举报事实或线索。举报反映的情况经核查属实，将取消推荐申报人员资格。举报电话：0530-3610039菏泽市文化和旅游局2020年10月28日附件：林业工程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名单.doc信息来源：人事科【来源：菏泽市文化和旅游局】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收起